第六百一一章一网四线

住的简陋小房间里，连个电视都沒有，更不用说电扇，整日被汗水浸得湿漉漉，傍晚屋里，更像钻进了笼屉似的。

    旅店老板见了，不过意，又不解：“你们干吗遭这个罪呀，都是省里的大干部，又有车，干脆少干点，早晚回县城大宾馆住多好！”张海山副总队长笑笑：“不用，将就住吧！”

    老板哪里知道，这个面容朴实、和蔼可亲的人经多见广，多豪华的酒店也住过，多丰盛的酒宴也吃过，然而，同样是这个头脑睿智、令犯罪分子胆寒的人办案过程中却最能吃苦，随便什么小吃、方便面、蛋炒饭，在农村，小烧酒也行，什么小饭馆、小旅店都行，两三块钱的小烟也抽，五十多块钱的好烟也行，胸襟广阔，心态平和，无欲无求

    总之，沒挑儿。

    因此深得同志们爱戴和尊敬。

    在这种条件下，晚上这些人仍然在灯下紧张地整理材料，核实具体内容，讨论案情，布置次日工作，而且他们手里的经费也快花完了。

    后來有服务员偶尔听说了，跟老板说：“哎呀妈呀，当警察也不容易呀！”

    调查走访，询问被害人是艰苦的，经过努力，大部分妇女都已经接受了专案组调查，但也有几个人无法找到，她们居住偏僻分散，找着也不敢说，不想说，怕谈。

    找人就费劲，有的家说不在，又出去打工去了，又出国了，又

    概而言之，难。

    张海山和费永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亲自出马，带五台车來到江边，一方面要研究涉嫌犯罪人员的心理，另一方面要亲自做最后几个被害人和家属的工作，打消她们的顾虑，站出來为打击犯罪作证，自始至终，专案组都紧紧抓住关键环节，一环套一环，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由内到外，由表及里，坚持一个也不遗漏，一星期内最终感动了她们，突破了最后堡垒。

    其中有一个叫徐爱敏的女人最具代表性，她的讲述字字含泪，声声泣血。

    她说一进那个别墅她就想逃跑，但当天也跑不了，因为人生地不熟，不懂他们的话，为了逃跑她跟柳云、郑贞子说过要跑，还有李小丽，为了逃跑，装着给他们“好好干”找机会才能逃跑，4月4日和4月5日，姜天军找到她们卧室让她们赶紧下去陪客人，屋里都是她们姐妹，因为姜天军还经常骂她们说整死她们埋起來谁都不知道，所以一个个吓得乖乖下楼

    这是最让徐爱敏感到最屈辱和最难堪的一次。

    她已经42岁，在家乡是xx厂下岗工人，丈夫也下岗，儿子20岁上中学，女儿岁上小学，一家四口人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可她做梦都沒有想到自己到南非后会落到这步田地，被迫做出那么对不起丈夫和儿女的事情。

    那天她下楼一，客人才20岁，就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广东人，在南非做生意，老板让她陪，她不敢不陪，洗盐浴后客人又跟她发生了关系，当时她死的心都有，那个小伙子跟自己的儿子一样年纪啊，羞辱心让她泪流满面。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她实在也沒办法，要活命，不挨打，只好认命收屈从，在客人走之前，她跟他偷偷要了60元钱（兰特），因为她想往家里打电话，买一个电话卡是60元的，另外，她们如果不跟客人要小费，于涛和姜天军还骂她们傻b。

    要了，完事还要被他们要去，到不了自己手里她们经常哭，偷偷的，不敢让人知道，知道了还要挨骂。

    在最后逃跑的那天，她之前偷出來一个避孕套和那天她接客的“上钟卡”上面有她签字和姜天军、赵铁成的签名

    她说：为的就是拿回來好当证据。

    张海山、费永生和所有侦查员们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同时，正如张海山队长和费永生副队长判断的那样，经过他们亲自做刘祥妻子的思想工作，刘祥妻子终于提供了如下重要情况：自从刘祥主动到江边州公安局“投案自首”“讲清情况”后，回家的第二天，即匆匆忙忙离开了江边。

    情报中心传來的信息是：目前此人在省城，还搞原來的行业。

    至此，工作重心从调查核实向准备实施抓捕于涛等人转移

    “立即返回省城！”

    张海山副总队长命令。

    一上车，这些紧张忙碌了数日的汉子们就依偎在舒适的日本丰田车里睡着了，几乎睡了一路，他们太累了，可惜了一路的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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