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补回去。”
英森讥讽地说:“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你能从播出时间再挤出5分钟码?”
“别兜圈子了。那则新闻很重要。”
“但平淡无味,我不同意用。”
“我说‘要用’,你怎么办?”
“那当然。所以我想明天我们俩得好好谈一谈。请注意,我在这儿坐镇是负有责任的。”
“责任包括,应当包括对国际新闻作出公正的判断。”
“我们各有各的工作,”英森说“你马上要开始工作了。顺便提一下,你对达拉斯那则新闻的前后处理都很出色。”
斯隆没有搭话便挂断了播音工作台上的电话。真的,明天我要和英森论个高低,摊牌亮相。英森大约在这一位置上呆得太久,用处不大,因此该是他开路的时候了。
查克英森在第二次播出完毕之后双唇紧闭,脸无笑容。他在回家之前去办公室收集了十余本杂志,以供晚上阅读。阅读,阅读,再阅读,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这已成为当今新闻制作人的一种负担。无论何时何地,英森总觉得自己必须伸出手去拿起一本杂志、一份报纸或新闻通讯或非虚构类读物,有时甚至读五花八门不起眼的出版物,正如其他人伸出手去拿起一杯咖啡,一方手帕和一支香烟一样。他时常在夜里醒来时看报或收听短波收音机的国际新闻。他在家中可以通过家用电脑读到重大新闻的电文,每天清晨5时,他将各则新闻从头复看一遍。他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收听无线电新闻——常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新闻,因为他和其他许多新闻界人士一样认为该电台的新闻最佳。
在英森本人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对各种新闻成分,各种使普通人感兴趣的问题的尽可能广泛的了解,使他对新闻的判断能力胜过克劳福德斯隆一筹,而后者则常常用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思维方法进行思考。
对于观看全国晚间新闻的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英森持有自己的哲学分析。他认为电视观众最想知道的是对于三类基本问题的答案:世界是否安全?我的家及其家人是否安全?今天是否发生了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保证每晚的新闻能对这三个问题提供解答。
英森生气地想,自己对节目主持人在新闻选择上的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厌烦透了,这便是为什么他们两人明天要来个当而交锋的原因。明天,斯隆将把自己方才的看法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和盘托出,至于后果如何,由它去吧。
这些后果将会是些什么呢?在过去,每当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和执行制作人之间发生争执时,胜者往往总是节目主持人,而执行制作人则不得不开路,另谋职业。但是电视界终究发生了众多变化,现今的情况已非昔日可比。凡事总得有个开端,这次该让节日主持人开路,而让制作人留下。
英森脑里藏着上面这个念头。几天前他曾十分机密地打电话给哈里帕特里奇作了试探。执行制作人想知道,帕特里奇是否对摆脱露天工作的艰辛而在纽约安顿下来坐节目主持人的交椅感兴趣?如果他愿意干,帕特里奇完全有能力摆出权威的架势,他也适合这一角色——因为斯隆休假期间,他曾几次接替后者进行工作。
帕特里奇的反应却令人诧异又捉摸不定,但是,至少他没有表示反对。克劳福德斯隆对这场谈话自然一无所知。英森深信,这场关系到他本人和斯隆的官司不管结局如何,两人间的持久僵局总该予以解决而不能再延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