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人的死

    “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辅外交牌照的宾士牌汽车慢慢的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的放在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的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

    等他们看见等着的我们时，才突然收住了满脸的笑纹，他们走过来时，还抿着嘴，好似意犹未尽的样子。“啊！你们已经来了。”领事走过来打招呼。“日安！”我回答他。

    “这是神父夏米叶，我们领事馆请来的。”

    “您好！”我们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个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会，没有什么话说。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划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的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的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帐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帐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的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的理他的头发，有礼的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这样吧！我们很忙，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的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们选择的海湾，往往散步两三小时也碰不到一个人影。海滩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拖着狗在晒太阳之外，这一片地方安详得近乎荒凉，望着一排排美丽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这儿有那么多活着的人住着。“欢迎你们搬来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太需要年轻人加入。这块美丽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声和生命的气氛，这儿，树和花年年都在长，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苍蝇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来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区的瑞典负责人与我们重重的握着手，诚恳的表示他对我们的接纳，又好似惋惜什么的叹了口气。

    “这一点您不用愁，三毛是个和气友爱的太太，我，是个粗人，不会文文静静的说话，只要邻居不嫌吵，我们会把住的一整条街都弄活泼起来。”荷西半开玩笑的对这个负责人说，同时接下了一大串租来小屋的钥匙。

    我们从车上搬东西进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从窗口在张望，没有一个月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叫着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蝇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门打得碰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着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的回答着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着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因为它那个气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的对着大窗，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荷西，你弄错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着。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的注视着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的转身对着他，口里很勉强的才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的开了大玻璃门。“我不知道这里住着个人。对不起。”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着脚，他用手撑着门框费力的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的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的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的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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