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
“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