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向皖南

青苔，而一旦日朗风清，那青便归于黑黛，是横铺的水墨。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他十分惊讶阿明的表达，何其畅快淋漓。去了皖南，阿明似乎焕然一新。此时回想，阿明其实一直是抑郁的，只是温和的天性，才不使这抑郁变得尖锐，就像南昌，不仅伤人，更要伤已。而他，陈卓然，似乎刚来临这抑郁期，就是在进人工厂的日子里。阴沉的巨大的车间，呛鼻的机油味，飞转的车床，金属与金属咬合摩擦的锐声，四溅出雪亮的铁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硬度，热度，强度运动着的一股粗犷凶悍的力量。陈卓然感觉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处境，完全不可由人力左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的学习和认识，激情澎湃，可当这世界不期然间来到近处时，他被震慑住了。阿明的世界却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他其实不是对思想有热情，而是对诗有热情，阿明也是，他们都是诗人。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皖南，发扬出了诗情。而他，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陈卓然比其他人，比如南昌和阿明更成熟，他天乍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的低沉期也是在更为理性的情形上发生。前期所进行的知识准备都在这一刻里与他为难，构成困境。他的向来冷静的感性其实积蓄起极大的能量，此时一拥而上对抗理性，他的抑郁期就有相当的威胁力。谁能与他抗衡，因而来拯救他？陈卓然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给阿明写信，南于自恃，也是由于深知阿明帮不了他，他不便于流露软弱，而是以剖析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于是，无意中，他便自己在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也就是拯救自己。在信中，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阿明和他是如此不同，他似乎一直保持着孩童的懵懂，对周遭事物无知无觉，这又不是浑噩，而是，自成天地。他并不知道，其时他正处于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上海往皖南源源遣去人员与物资，深入腹地。急骤开出的简陋的临时公路上，行进着客车卡车，以及工程车辆。转眼间，丘陵推成平地，打下钢筋，浇上水泥。国际冷战局势中，又一个战略堡垒将平地而起。阿明可说是在国际风云的前沿，可他浑然不觉，专心于自己的心灵。多亏有了陈卓然，否则，他给谁写信呢？他给家人的信只是报平安，叙寒暖，问健康，或者开列所需物品的清单。而对了陈卓然，他就起了抒发的愿望。和陈卓然一样，他多少也是自己向自己抒发。可同样的，倘没了陈卓然，他就只好抑制住这愿望。现在，他可是相当放纵，相当任性，要对自己，他可不好意思。陈卓然就像另一个自己。好比阿明对陈卓然，是另一个陈卓然。陈卓然的信，对阿明是有些深刻了，他多半看不懂。他们的交往向来如此，阿明并不很懂得陈卓然，他更多地是欣赏这个人，欣赏他清明轩昂的长相，欣赏他流利的说话以及新鲜的言辞，欣赏他不为自己懂得的思想，继而感激他对自己倾心诉说。事实上二呢，陈卓然虽然深刻，却也未必真正懂得阿明。他们各领一爿天地。有几次，南昌不禁是纳闷地问陈卓然，为什么对阿明如此器重，陈卓然没有立刻作出回答，因他自己也有些纳闷。这一对朋友就是在懂与不懂之间，爱人与爱己之间，诉说与自语之间，结交和交往。

    这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他由领导安排，辅导班组工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得看不见了似的，许多回忆来到眼前：停电的礼堂里，四下里点起烛光，他立在架起来的课桌上，滔滔不绝地背诵，对立派都凝神聆听——“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那场面真是华丽，革命真是华丽，简直不像真实，而是像，像艺术，像诗。现在，他从诗里走出来，走向了现实，现实是灰暗的，也是强悍的。

    他找出当年——说是当年，不过是一二年前的时光，找出当年他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给阿明，其中有马克思写作此篇文章的背景，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往前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再有关于文章的结构，两篇序言和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概论，第二至第六章逐年分析法国1848年到1851年的阶级斗争，七章是结论；还有巾心思想，马克思以法国革命的经验阐明两个原理：一足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构，即国家机器，二是必须建立巩固工农联盟他替阿明抄录这些，心里怀疑阿明懂不懂，这对阿明以及他的工友又有什么意义。他想的也对也不对，阿明的回信里表现出对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很大热情，他说他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喜欢它的风格。不约而同，他也用了“华丽”这个词，他喜欢那一节，保皇党以共和党人身份出现，缠着三色巾，向民众发表演说，于是“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他还喜欢那一节，波拿巴这痞子将人民的悲剧当作化妆舞会“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他顶喜欢开头与结尾，开头是黑格尔关于历史事件人物出现两次的说法，马克思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结尾的一句为“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阿明所醉心的全是一种场面性的描写，这与他绘画的爱好有关，场面与场面之间无甚相干，呈孤立状态，所以，并非马克思的本义。阿明还是没懂，不懂就不懂吧！即便是如陈卓然那样，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了些教条。陈卓然感慨地想，他，花了如许长的时间方才摆脱出来的教条，阿明却生来与它不沾边。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陈卓然作了以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