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下的孩子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静子断然不信——不信才好,如果她知道这情况,就说明她是同谋,以前我们对她的判断是错的。让我更称心的是,她没有追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而是拿出种种证据否认我,说服我。显然,她没有怀疑我。那么我想,既然这只是“是非”之争,下一步我的任务就是去收集一些说服她的证据。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之前我已同林婴婴达成共识,就是:让静子确信那些孩子的身份真相,这是第一步,必须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向她揭发腾村在搞的阴谋诡计——这应该是第二步,第三步当然是得到她的帮助。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的工作计划被迫停止下来。首先,我们接连遇到了几件麻烦事,第一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星期天,我和静子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满大街张贴着捉拿老a的通缉令:
高宽,原名张卫国,1907年出生,浙江江山人。身高五尺七,体形偏瘦。当过演员,曾主演过四万万白蛇传等多部电影和话剧。1933年加入共匪,长期在华东从事地下叛乱工作。1938年到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9年被派回上海,出任共匪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40年6月调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前委书记,人称老a。
通缉令上有三张图片,两张是过去电影海报上复拍下来的五寸照片,年轻、英俊,一定能唤醒很多人的记忆,因为那曾是两部红极一时的电影。但海报上的样子毕竟是“明星照”化妆味很浓,和本人平常的相貌也许并不相称。所以,最大的一张图片是画师画的,为的是要反映出老a舞台下的相貌。这张图片很大,有一尺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两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我记得,王天木特使第二次到南京时曾向我们说起过老a这个人,说他因为当过演员,擅长装扮,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师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不同。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丰懋和老a不是同一人。
通缉令的出现,使我不敢直接回家,怕出了什么事。我紧急约见林婴婴。我们去了单位,是在她办公室里见的面,她承认,杨丰懋确实不是真正的老a,但我们组织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情况。那么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后来我们才明白,是王天木干的好事!他最近一直在南京,并且和周佛海勾搭上了。由于皖南事变在国内外造成极大舆论,给重庆政府极大压力,蒋介石一时不便再出手打击共产党。可“心腹大患”不除又不甘,重庆便很不要脸地玩了一招“借刀杀人”暗中勾结汪伪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有关共产党在华东各地的资料拱手送给了汪伪政府,让伪政府出面打击。这不失为一个高招,我们组织的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
我们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缉老a及其随从的“反特行动”中,老a的通缉令,经过反特处马处长的手被无限复制,四处传播,到处张贴。不过我认为它在追捕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王天木的话说,老a擅长乔装,那么他一定将因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者回忆不确切或者画师表达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这样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此,林婴婴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观“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我问:“照片和那头像像吗?”
她说:“蛮像的。”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只有变成一只鸟飞出去了。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专门开过一次会,做过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利用杨丰懋的地位和关系,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陪他出国去了。
这是十多天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
不料,我们悬起的心刚轻松下来,林婴婴又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