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复了常态，吩咐陆所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安排人准备窃听电话。”

    “那手续”

    “让机站窃听才要手续，难道你自己不会架台机器？”

    意思很明白，让他自己动手干。陆从骏回去即给老孙布置任务。窃听嘛，多容易的事，切开电话线再接一根线出来的事，小学生都会做。老孙叫上人在姜姐住的这条巷子里租了一间屋，屋子窗外便是电线杆，爬上电线杆，并联一根线进屋，这巷子里的所有电话都成了他们的囊中物，想偷听谁的电话，犹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天黑了，姜姐下班回去了。

    姜姐回家，职业地东看西察，注意有无人人室的迹象。这一切，她做得自然不刻意，显然是“每日一课”已经养成习惯。察看一周，并无异样，她放心地放开手脚.宽衣丢物，洗手洗脸。

    诸事妥当，她掏出一纸条，准备打电话。当她打开床头柜时，发现了异样——原来她在话机上盖着一块绣花丝巾，虽然丝巾依在，但花的方向反了（本来是倒放的，现在正了）。她见此，立即警觉地去找房东问：“今天有无人来找过我。”

    “没有。”房东老太说。

    “你们今天有没有离开过家？”

    “下午我们去了一趟警备区。”老头子说。

    “警备区？干什么？”

    老头说：“没什么，就问我们家儿子现在在哪里。”

    老太说：“你知道的，我家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部队上，他们给我们发了十斤大米。那个长官还说，我大儿子在十九路军，那是抗日的英雄部队，等以后赶走了鬼子还要犒劳我们呢。”

    老太缠着她还想多说，姜姐根本无心听，应付两句就回自己屋里去。一个小时后，姜姐带着一身灰烬和一只皮箱出了门。灰烬可能是烧了一些东西吧，皮箱里是什么？她要溜吗？就让她溜，看她去哪里，跟着她走也许可以摸到更大的瓜。

    夜深了，石板路上因为姜姐敲出的清亮的鞋跟声而显得更加清冷，更加寂静。

    走出巷子，路口停着两辆人力车，车夫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中年人。年轻人在抽烟，中年人在打盹。姜姐叫醒中年人，上了他的车。

    “快走。”

    “去哪里？”

    “重庆饭店。”

    车子走后，姜姐不时张望后面，注意有无跟踪。没有。拐过一条街，还是没有。她似乎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凭着路灯，她无意间发现车夫弯腰露出穿的衫衣是军队的制服衫衣，且侧腰处明显有别枪的迹象，不禁恍然有悟。姜姐见前方有一个路口，支使车夫：“前面往右。”

    车夫回头说：“你不是要去重庆饭店，怎么往右？”

    “少废话，叫你往右就往右。”

    “好嘞。”

    小巷深深，了无人影。

    快行至小巷尽头时，姜姐突然掏出手枪，向车夫后脑勺连开两枪，跳下车钻进另一条小巷，逃之天天。她就这么跑了，永远跑出了黑室的视线，直到几个月后，三号院的人去河内追杀汪精卫时，才在同一宾馆发现她，那一天也成了她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