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来写文章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译，抄录如下：

    “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

    又“其实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种人，他们仗着自己后台过硬，或自以为有力量，有恃无恐，就犯法了。哪三种人呢？一种是倚仗官方势力犯法，一种是人多势众犯法，一种是耍无赖犯法。所谓倚仗官方势力犯法的，并不是说谁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丢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亲戚或者亲信的朋友，以及亲信的家丁容易犯法。这里面犯法最多的还是官家亲信的家丁，官家亲戚和亲信的朋友犯法要稍好些。前日在巡警局撒尿的那个委员，不就是倚仗着有个大军机的靠山吗？所谓人多势众犯法的，比如当年科举考试的童生、乡试的考生，到了应考的时候，总会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现在各学堂里的学生，哪一个省的学堂里没有闹过事呢？他们究竟有什么大事值得闹呢？不过就是觉得他们人多势众，可以胡作非为，随便找个理由闹一闹，觉得好玩。其实落了单，他们个个比老鼠还胆小。又比如京城堂官宅子里的轿夫，在外横行霸道，老是跑去砸戏园子，官方都不敢过问。这些都是仗着人多而去犯法。最后是所谓耍无赖犯法。那些地方恶棍、衙门口的差役等，他们就仗着自己屁股结实，不怕打。今日犯了法，捉到官府里打了板子，他明日照样犯法；再犯再打，再打再犯，弄得连官方也拿他们没办法了。大概天下的坏人不外乎这三种。”

    抄完这些，不觉莞尔。历史就像在兜着圈子玩似的，只须改改个别字词，比方把“亲信”改作“秘书”、“轿夫”改作“司机”就不像写清末的事了。

    又想那康熙、雍正当年必然有很多重要训导的，只是除了史学家，再没别的人关心。隐约知道雍正很注重发表著作的，他的大义觉迷录曾颁行天下，让全国官民认真学习。只是今天谁也不知道那大义觉迷录里胡说了些什么鸟玩意儿。

    告别英雄王跃文

    从来都说时势造英雄。时势者何？乱世也！英雄辈出，必然血雨腥风。相反，英雄无用武之地，实是苍生享太平之日。又所谓成也英雄，败也英雄；更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么，王也英雄，寇也英雄。

    秦始皇扫六合而吞八荒，可谓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的头是怎么顶到天上去的呢？原来他脚下垫着数百万生灵的头颅。史载，秦国破韩，斩首二十四万人；灭魏，斩首十三万人；败赵，斩首四十五万人；而杀人十万以下忽略不计，史家算账真是阔绰！须知当时华夏大地人口并不多，几万几十万地砍头，经不得几下砍的。难怪百姓古来自称草民！其命如草，割了又长！庆幸中国百姓命贱，不然早被英雄们砍光了。

    成功了的英雄，哪怕成就了霸业，仍然还要杀人的。秦始皇活埋儒士三百多人，这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搞文化事业。历代开国皇帝，登基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大杀功臣。不管是否帝制，只要是专制，概莫能外。哪怕治平之世，杀人仍是家常便饭。比方要开疆劈土，比方要削藩平乱，比方要搞文字狱。君王们需有这些文治武功，才配得上英主尊号。此等成者英雄，被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渲染千百年之后，神武直追天人，叫野心家效法，让老百姓敬畏。也许最敬畏这类英雄的，反倒是皇帝们最爱杀的文化人。康熙、雍正、乾隆很重视文化建设，他们的重大举措首推砍文化人脑袋，杀戮之酷更甚于秦始皇。但是现在的文化人或许同当年被杀的文化人没有血缘关系，才把这三位皇帝捧为千古难寻的圣明之君，单说他们是英雄还嫌大不敬。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看见康雍乾们龙行虎步，威风凛凛，爱戴之情，油然而生。

    败了的英雄，远古如蚩尤、夏桀、商纣，晚近如李闯王、洪天王。远者古渺难考，近者如洪天王，史料汗牛充栋。洪秀全本想认真考个功名，做做官的。可惜他资质太差，多次科考都名落孙山之后。最终精神失常，幻想自己是上帝之子，理应君临天下。于是装神弄鬼，纠合些愚顽无赖之徒，横行天下，打家劫舍。但凡洪秀全的所谓义军到过的地方，无不流血漂橹，哀鸿遍野。洪天王和他的太平天国英雄了十四年，而死于英雄伟业的百姓当以百万计算。仅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就有十万喽罗灰飞烟灭。不管死掉的是“天兵”或是“清妖”无非是张大娘的儿子杀死了隔壁李大娘的儿子。此类同抢龙椅有关的战争，成与败，正与邪，都只是所谓英雄们的事，百姓们只有流血的份儿。

    汤因比眼中，英雄无异于野蛮。他说：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尽管蛮族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英雄业绩，几乎使后人无法弄清历史真相。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目光是冷峻的。他承认蛮族从历史舞台上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但它作为英雄存在的任务仅仅是破坏。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五胡乱华，匈奴人席卷罗马帝国，蒙古人马踏欧亚大陆，等等，都让野蛮人拥有过昙花一现的“英雄时代”而野蛮的“英雄时代”则是文明社会拱手奉上的。倘若文明社会自己没出问题，蛮族是不大有可能趁势而入的。倭寇之患，明清为盛，就因为古老帝国自己渐渐露出了可欺负的地方。这里似乎走了题。我不管哪种文明优劣与否，只是排斥涂炭生灵的英雄们。

    或许拉登们也正在创造着英雄时代？不管汤因比是否将英雄时代打上引号，我关心的只是流血。我怀疑一切嗜血如狂的所谓英雄。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是以邪恶的方式开辟纪元的。战争作为人类最残酷的游戏，原本仍是有规则的。而拉登和他的“9。11”事件把这种罪恶游戏之中残存的一点点人性的东西都破坏了。本该神圣的宗教被亵渎，虔诚的教民被蛊惑，不论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了枪口之下。充当人肉炸弹残害无辜的宗教狂徒们，竟被拉登和萨达姆们赞赏为英雄。

    老百姓不需要英雄，他们只想过太平日子。文明理性的社会，只有芸芸众生，只有安静平和，只有爱和自由，只有对勤勉无私的国家管理者的尊重，没有英雄和对英雄的崇拜。

    天地与圣人王跃文

    从九寨沟归来，汽车沿岷江顺流而下。路过叠溪海子，下车凭吊地震遗址。遗址园里立有石碑，详述六十多年前的灭顶天灾。1933年8月某日，此处突发七级地震，两岸十一个羌寨顿时沉入冥府，六千八百多人顷刻间魂赴九泉。山崩之后必有水泄。不出二月，滔天洪水呼啸而来，浪激二十余丈，可怜沿岸又有两千五百多人亡命龙潭。眼前这汪叫做叠溪海子的山间湖泊，便是那次地震的杰作。这里的水蓝得有如美人秋波，我却看到阴森的煞气。我想起老子的两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作别叠溪海子，老子的话总在我耳边回荡。想那天地不仁，我们是没办法的。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几十万人沦作冤鬼，谁又奈得何？人类栖居的这个星球，哪一刻不在山动地摇？现代传媒每天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天地不仁的讯息。望着茫茫苍穹，我们除了祈祷，没法埋怨。假如哪天忽有陨石天外飞来，正好葬我于山野，我愿听命于造化，与天地同在。

    但是，我不能容忍所谓圣人不仁。这世上是否诞生过圣人，我是怀疑的。我们所知道的圣人，都是后人封的。而那封前人为圣人的人，只怕自己就想做圣人。谁有能耐封前人为圣人？无非是所谓圣明的君王。君王的圣明，自是身边的马屁大臣们奉承的。君王们听着“圣明”二字，或默认，或半推半就，总之是受之坦然。君王们如果真以为自己圣明了，天下必不太平，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大凡自命圣明的君王，必以百姓为刍狗，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

    在位时间与康熙几乎同时的彼得大帝，雄才大略，被俄国人推崇为圣明之君。他穷兵黩武，开疆劈土，并把皇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而俄罗斯这座最具欧洲风格的典雅城市，正是彼得大帝用成千上万苦役犯、农奴和士兵的尸骨垒成的。彼得大帝甚至剥夺民众的生活自由，包括禁止男人蓄胡须、强迫男人穿西装。彼得大帝奠定了俄罗斯作为近代国家的基础，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不知是赞赏还是遗憾。

    清朝的皇帝不但自命圣明，且以佛爷自居，而万民则是猪脑子。全国臣民学习皇帝的著作，大概就是清朝发明的。即便天高皇帝远，朝廷有鹰犬盯着，你就不敢不听皇帝的旨意。皇帝说自己奉天承运，即代表天意，替天牧民，百姓只好相信。谁敢不信，那是要杀头的。现在有人大肆吹嘘什么康雍乾盛世，殊不知清代是中国帝制史上思想最受钳制、民族最缺乏创造力的时代。固然，清朝门户让外国列强用枪炮轰开之前，自己关起门来，闭着眼睛想想，还真算是天朝大国，财丰物阜，人丁兴旺。可是，世界已经科技昌明，开始朝现代化迈进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到了清代，读书人只好把老祖宗叮嘱的这一套收起来，钻进故纸堆里弄朴学去了。什么事都有圣明的皇帝老子替你想着，谁要你们读书人凑热闹？！于是到了晚清，便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天地不仁，百姓犹可诅咒苍天无眼；圣人不仁，百姓却须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天地不仁，作恶只是一时一地；圣人不仁，则是祸及万民，遗害千秋。相信自己为万世之始皇的嬴政，焚书坑儒，不是让上古很多精神财富成了后人无法继承的绝学了吗？

    不想出门王跃文

    我总是蛰伏书斋，多半面壁枯坐，想些大而无当或鸡毛蒜皮的事。偶尔看看书，写几行字。没人相邀，大致不出门。可每周还是得外出一次，为的是去曾经谋生的所在取取邮件。进那深宅大院，都被威武的军人盘问。我从前在这里进进出出，从未受过如此礼遇。大概至少从衣着上看，我越来越不那么道貌岸然了。

    我躲在家里，便是怎么着舒适怎么着好。衣着极不讲究，尽可能宽松随意。有回朋友突然敲门，我更衣不及，彼此尴尬。到底不如晋人刘伶那么洒脱，我忙自嘲说，子曰居不容。看书的时候，也没个坐相，脚喜欢跷得高高的，或干脆搭在书桌上。我的书桌很大，几乎可以当乒乓球台，却总是乱糟糟的。桌上放着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砚台、笔筒、盆景，还有夫人特意送我的木雕老虎。夫人若不隔三岔五帮我清理书桌，绝无搁脚之处。想当初蹲办公室，朝八晚六，昏昏然然。一日读报，见有好事者介绍办公室提神方法几则，有一条就是让你把脚搭在桌子上。我看着好笑，这不是存心要端掉人家饭碗吗？高居庙堂者，瞌睡来了，哪怕暗地里把大腿掐紫了，也不敢将脚往办公桌上搭啊。

    我的书桌上总有闲书几本，如印谱、古本小说图谱、古碑拓本、笑书等。写作之余，随意翻阅片刻，或可解困，或可消闲，或可怡情，或可有别样收获。我很喜欢那只木雕老虎。我是属虎的。夫人有回戏曰：你要是想起个斋号，就叫“有啸堂”吧。我闭目沉吟，直道好个“啸”字，正是我的脾气！

    我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家里的茶厅或露台。茶厅在二楼，置有两张椅子，一方矮几。南宫帽椅，仿明的假古董，不甚值钱，只是自己喜欢。我同夫人总好坐在这里喝茶，说些同家务无关的话。我本是嗜茶如命的，只因近年受失眠之困，茶喝得节制些了。夫人却是宁可三朝不食，无可一日少茶。我俩便不避酸腐，凑得一联，悬于壁上：煮茶清谈，听雨高卧。我有个坏毛病：大白天且下大雨，酣睡终日。这茶厅却又是我看书写作的好地方。尤其是夏日，清风穿堂，凉生两腋；盘腿而坐，气定神闲，或胡乱翻书，或敲键如飞。

    倘若夏秋晚上，拟或冬令日暖，我多是呆在露台上。露台被房产商奢侈地叫做屋顶花园，其实不到四十平方米。自己不懒，倒是可以种些花草。我不算勤快，只是有闲，便种了很多花花草草。我每天就有个把小时当农民，浇园施肥，修修剪剪。有回夫人替我新买了把张小泉园艺剪，煞是好使。剪尽缛枝，仍不解瘾，搓手四顾，只恨再无下剪处。夫人笑我终究是个顽童。户外写作或读书，眼皮不会重，头也不会昏。只是怕负了这满庭青翠，忍不住会抛书搁笔，袖手而起。

    某个秋夜，我同夫人在露台上看书。忽听虫声唧唧，有如银铃。夫人倾耳扪胸，半日无语。我却想起故乡了。闹市里一声虫鸣，竟能让人心旌飘摇。不如早日还乡，卜山脚水滨，结陋室几间；采野石围院，任青藤攀沿；桐雨蕉风，四时不绝；鸟鸣虫声，夜夜入耳。我说出自己的心思，夫人欣然道：等孩子大了些，我们就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