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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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过去的皇帝老子很忌讳水浒传，怕的就是老百姓跟梁山好汉去学。其实这忌讳好没道理的。我想，显然是先有了梁山好汉，而后才有水浒传，宋江们的起事肯定不是从水浒传里学来的吧。水浒传之后，中国最有声势的农民闹事，好像只有李自成、洪秀全和义和团，而且这些造反的人是不是看过水浒传还说不准。有次，某公同我说到诲淫诲盗的事，我故意冒充饱学之士，幽默了一回。我说，据我考证，洪秀全平生从未见过水浒传，他天生就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门心思要考状元，做大官，所以大半辈子埋头苦读四书五经。只因考场屡屡失意，才一气之下要造反：他妈的，老子大官做不成，干脆就做皇帝去！某公听了，将信将疑，却不好多说什么了。我想，即便水浒传之后的农民闹事都是受了施耐庵的挑唆，那么，水浒传之前枭雄蜂起、战乱频仍，又是谁之过呢？

    我倒是发现，从陈胜吴广开始，凡要率领众人干大事，就必须装神弄鬼。陈胜帛书“陈胜王”三字，藏在鱼肚子里，让人“偶然”得之，传为怪异。吴广从中帮忙，夜学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怪叫。群氓便以为陈胜是上天派来的，都提着脑袋跟着他干了。后来，黄巢、黄巾军、洪秀全、义和团，等等，都干过装神弄鬼的事。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装神弄鬼在中国仍可大行其道。李洪志闹得太不像话了，终于翻了船。还有不少神乎其神的“大师”们，依然活得很体面，很自在。其实，造反和装神弄鬼，都是无师自通的，并不需要别人教唆。

    我倒真希望自己的小说有那么大的魔力，也好让我有个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倘若如此，我只需将自己的小说全都销毁掉，并就此封笔，从今往后就政风清平，乾坤朗朗了。可这分明是我的一厢情愿。其实官场上左右逢源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比我聪明多了，用得着跟哪位作家的小说去学吗？！他们运用自如的官场套路和游戏规则，没有哪本书上阐述过，可他们天生就会。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的实际操作原则大多是上不得书的，因为无法堂皇。作家们既缺乏为官术的理论功底，又无缘身体力行，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依样画葫芦是低级劳动，被人看轻也自有道理。我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官员腐败的报道，因为见得太多，渐渐没了愤怒的兴趣，却常常为他们的智慧而自觉汗颜。他们为了多贪多占而玩出的花样，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种手段，肯定没谁教过，而且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从哪位作家的书里学来的。任何一位腐败官员都比作家要高明许多，他们若是读了作家们写的揭露官场腐败的书，肯定会暗自发笑，骂作家们真他妈的没过世面，因而也就更有理由瞧不起作家。不仅腐败官员们自己智慧，就连他们的亲朋戚友也在耳濡目染中智慧了。有位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抓了起来，可就是搜不出存折。专案组费了天大的力才找出了存折，却发现藏存折的办法十分简单，又十分智慧，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原来，这位官员的老岳母将女婿的巨额存折用塑料纸包好，塞进一块肥肉里，放在冰箱里冻着。这等智慧，怎不叫人拍案惊起？！

    拒绝游戏——国画代后记王跃文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祝福我的父亲母亲王跃文

    ——梅次故事序（书出版时因故未用）

    国画出版以后，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本可将“经历”二字改作“遭遇”的，却怕招致无聊的议论。我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做人做事还是平和些吧。

    正月初三，我上南岳衡山朝圣，佛前长跪，心念明净。佛我是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的，总以为拜佛就是拜自己的灵魂。佛祖恕我！尔后我云游昆明、建水、大理、丽江，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再尔后，我就消失了，同这个世界断绝了联系。在南方某市的某个偏僻角落，我租了一间三楼的民居，埋头写这部小说。

    这时，小说才写了一半。写得很艰难，常常放下来就是几个月不去理会。内心太不宁静了。躲了起来，同我为伍的就只有小说中的人物。什么都不去想，只是写作，我就气定神闲。此前万念，与我皆若浮云。不停地写，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我都写了些什么？多说就没有意思了。作家于小说之外，本不该说太多话的。

    房间没有暖气，冷得刺骨。本来有家宾馆的老总要给我个房间做工作室的，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那里也不是个可以让我匿身的地方。我只好端着华硕手提电脑，坐在被窝里写作。床松松垮垮的，老吱吱地响。也许房东会奇怪我日夜躲在屋里，足不出户。这时候，扫黑风暴席卷全国，他们是否怀疑我是个在逃的黑老大呢？见我到底还算面目慈善，才没有去报案吧。我将手机关了，可传呼机总在我的腰间震动。是那些惦记着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回电话，请求他们宽恕我！

    初稿完成了，我突然很想念老父老母了。在北京改稿近一个月，我便把父母从湘西老家接了来，带在身边。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吃过太多的苦。我对父母一直心怀歉疚，没时间带他们出去走走。如今我是个自由写作者，了无牵挂，终于如愿了。妈妈说，七十多岁的父母，跟着四十岁的儿子，一出门就是个把月，没听说过。老人这是高兴。妈妈到了北戴河，看见了大海，竟然在沙滩上跑了起来。我见了几乎落泪。很多年没有同父母朝夕相处了，我发现自己脾气竟然越来越好了。我伏案写作，妈妈老在身后唠唠叨叨。她老担心我写出麻烦，教我如何如何写。她老人家居然要我写我爱我家之类的东西，逗得大家都高兴。我一点儿也不烦，只是不停地回头朝两位老人笑。我原是个很任性的儿子，老同父母顶嘴。天天听着妈妈的唠叨，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二稿。

    书稿送给编辑去了，我松了口气，父母却很焦虑。后来编辑征求我的意见，能不能写得更饱满些。我也觉得不够尽兴，便答应再改一次。父母却以为出了麻烦。父亲是当年的右派分子，就因为几句话便受了二十多年的罪。这块伤疤终生都让他们的胸口隐隐作痛。妈妈说我的时候，爸爸总是默默地望着我。他们不希望儿子再重复自己的苦难。我反复解释，父母都不相信，总以为我在宽慰他们。我便说，我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你们就把自己当老小孩，安心跟着我吃，跟着我玩吧。退一万步讲，哪怕就是出了什么事，也得由我自己承担啊。父母就有些无奈，感叹自己毕竟老了，庇护不了儿女了。

    回到长沙，我又躲了起来。父母那忧虑的面容老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小说，却又不能让老人家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父母又回老家去了。我便隔几天打个电话回去，老在电话里打哈哈。妈妈总喜欢琢磨我电话里的声音和语气，惴度我是否真的开心。曾经有很多谣言，说我如何如何了。父母便老打电话来，我也是老打哈哈。有天黄昏，父母突然敲开了我的门。白发苍苍的父母从天而降，我又喜又恼，恼的是他们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好让我去车站迎接。父母只是笑，进门后反复打量我。我忽然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让我措手不及，好看看我真实的状态。我不禁鼻腔发酸，关进洗漱间，泪流不止。

    小说最后完成了，父母仍会很焦虑的。他们活到七十多岁了，仍把自己的儿子当小孩。他们总不相信儿子会强壮起来，可以从容不迫，可以随心所欲。妈妈总是说，儿子啊，你太善良。我说，妈妈，你儿子善良，但不懦弱。妈妈笑了起来，却又忍不住叹息。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敬祝他们健康长寿！

    一个女人的命运——亡魂鸟自序王跃文

    我的老家，溆水河边，早年有个知青农场。我十六岁时，爱上了那里的一位姑娘。她长我两岁，梨花如面。姑娘一天到晚总想着给我买零食吃。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两句格言：让爱情像太阳一般炽热，像月亮一般纯洁。于是我俩就总是沿着溆水散步，隔得尺把远，生怕手碰到一起去。正是冬季，寒水汤汤，北风吹得我俩的裤管啪啪地响。有个雪夜，姑娘的伙伴们恶作剧，把我俩锁在了房间里。我俩就围炉夜话，直到东方既白。

    一位女知青，为了庇护自己的恋人，被迫同农场场长结了婚。她的善良却未能让自己的恋人躲过厄运。那位优秀的年轻人最终被处决了。罪名是莫须有的。女知青的悲苦命运从此开始。这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不足两千字的文章，我读过之后愤懑难已。报纸还配发了这位女知青的照片，那双眼睛美丽而忧伤。

    我又知道几位奇女子，都很漂亮，都很能干。只因为她们偶然同官人有了联系，命运就凄惨起来。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她们不过是为几位腐败官僚增添了些花边新闻。当不明真相的人们唾骂她们红颜祸水的时候，我却暗自替她们扼腕。

    我怀念远逝的初恋，痛惜那些并不相识的女人，感悟着很多的懵懂和清醒。种种破碎的情绪总在我的胸口激荡不已。去年底，我暂时撇开正在写着的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写作这部亡魂鸟。隆冬，寒风吹得窗玻璃哐哐响。

    七月，为了躲避长沙的酷暑，也省去些应酬，我跑到会同、靖州去了。朋友们偶尔打通了我的电话，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只戏言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很漂亮，有山有水，又有山野菜蔬，人就更是古道热肠了。像我这种散淡的人，正好找这样的去处享受清凉。在会同，我落脚的地方，半山上有座亭子，松风鸟语，流泉鸣蝉。我白天坐在亭子里修改小说，黄昏便去县城的小巷子闲逛。到了靖州，我仍是白天工作，傍晚就去河里游泳。那条河叫渠江，并不太大，却清得撩人。

    我写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丝毫高贵的知青情结。我不喜欢有人说到知青生活就苦大仇深。因为我知道，知青们祥林嫂林一样诉说的苦难，不过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最日常的生活。

    我这部小说叙说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曲折、凄美、无常、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