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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章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张艺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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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0日下午3点,大江健三郎、莫言与张艺谋坐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时候。分别作为红高粱的原作者和导演的莫言、张艺谋,想必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大江健三郎先生,尽管他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高于前两位。

    大江健三郎先生(1935-)是日本当今文坛举足轻重的“先锋派”代表作家,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有小说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等。大江先生早在1960年就到过中国,曾受到过毛泽东、陈毅等人的接见;1999年他再次来到中国,与王蒙、莫言等中国作家进行交流;大江先生此行中国是专程为莫言而来,日本nhk电视台为完成“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人物专题报道,邀请大江先生作为采访者,跟随莫言在春节期间到山东高密度过传统的中国年,以体会莫言故乡现实与虚构的关联。

    在北京与张艺谋的访谈是此次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跟踪报道此行的惟一国内媒体,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第一手的详情记载和见证两位作家之间意义非常的精神交流。难以重复的红高梁

    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我一共看了三次红高粱。

    第一次是伊丹十三(注:日本著名导演,已去世)介绍我看的,他说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体制上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但现在出现了一部电影,在大陆和台湾反响都非常强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他让我和他一起看,并回答这个问题。看完后我说,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导演拍的片子。然后我还反过来问,你为什么拍不出这么优秀的电影。伊丹回答,因为我是一个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第二次是在柏林。当时我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当客座教授,带着四十个学生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您的电影在获柏林金熊奖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在柏林放映。看完后我还就莫言先生的原作和电影进行比较,给学生上了一堂课。我的班里有位特别漂亮可爱的女学生,在我介绍了小说以后,她就问,小说里有一个情节说女主人公回家和他爸爸打架,气得不吃饭,把碗给扔了,这在电影里都没有,是不是张艺谋导演有这样的倾向:不太推崇女性主义或女性的强权,而是愿意将其描写得更听话一些。当时我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想问问你,而且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到柏林去替我回答这一问题。第三次是自己看的。我找了一个录像带,反复地看了,之后,我发现一个细节,也许二位都没有意识到。电影中日本军队打过来以后,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是我看过的对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罪行描写得最有水平的,是用艺术的手法去体现,所以我非常佩服。当时这个场面中的日本兵说的是日语。中国人可能不太注意,但日本人能听出来,那都是些战争中的话——“把他杀了”“打他”“开枪”等。但其中夹杂着这样一句,翻成中文就是“这可真荒诞!”这句话让一个日本人用纯正的日语说出来,对当时的日本军队所做的一切真是一种绝好的讽刺。另外这部电影中的一些表现手法我也特别佩服,像高粱地的拍摄,还有女主人公穿的鞋和她非常纤细非常温柔的脚,通过画面都可以感受到,后来我又看了一遍莫言的书,我认为我比较理解张艺谋这个导演了。请问张艺谋导演,你拍摄莫言的小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

    张艺谋(以下简称张):当时我还是摄影师,我想改做导演,一直在找戏,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推荐我看了小说,看完后就特别被吸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画面对色彩的描述。电影里面的色彩小说里都写出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写意的感觉。

    同时因为我也是北方人,与莫言一样有着特别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很喜欢故事编得很豪迈、很壮阔。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都非常有力量,故事也非常有力量,这特别吸引我。于是我就联系莫言。那时候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之间都还不了解,我因为拍老井在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后来听莫言说他当时也根本都不了解我,好多人都找他要脚本,他自己后来跟记者说他当时看到我像个生产队的队长,就把版权给了我。(记者补记:后来莫言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张艺谋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莫言(以下简称莫):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嘛,我想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出身的导演可能还导不了。张:很有意思的是,从那时候起我还真是长期被人叫做农民导演。

    后来看到他写的红高粱系列,一共五部,我感觉电影拍出来以后,远远没有把小说里面很丰富的东西表现出来,非常遗憾。其实我们再怎么做,很难达到小说的震撼力,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描写。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中国观众还认为红高粱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应该归于小说的水平高,虽然我们改了很多故事情节,但电影中的神韵以及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感觉,完全是小说提供的。说起来也很奇怪,从拍完红高粱至今,我的电影再没有表现过那样张扬的生命力。我想要重复也重复不了。从对方那里获得灵感

    大江:我想问莫言先生,反过来你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对自己的小说有什么新的发现?

    莫:当然有。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其他的艺术样式,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艺术。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或话剧,时间长度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节全部利用起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进行特别的强调。红高粱电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把我小说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提取了出来。仿佛从一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我还对张艺谋说,莫言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的小说无非是给你提供了一点材料,引起了你的兴趣,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你完全可以添加情节,添加人物,放心大胆地按照你的激情去发挥。

    电影的影响的确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以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当电影公演过后,我从高密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声大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才感到电影确实是不得了。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大江:我读了莫言的作品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对生命的描述,使我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想今后从莫言的文学里找点灵感写点更好的东西。莫:这是互相影响的。我读你的小说的方法,每读两行我就要想半天,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顺着同样的思路发展下去,发展成一篇小说。比如你讲到麦克威尔在他的白鲸里,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你说这是你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这也是我的创作原则。我们做电影也好、搞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惟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信不信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但我要按我的想法来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只剩下一个观众。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

    大江:距红高粱事隔十二年之后,你又拍了幸福时光,也是莫言的小说改编的,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呢?

    张:其实我是一直在期待着合作。我发现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这跟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从最早写人的传奇、家乡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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