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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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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色皎洁，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十来分钟，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
由于月色皎洁，所以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有十来分钟，还走了一大截下坡路，好像是到了干沟里头，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能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据说这两年，高地上可宰的牲口越来越少，已经关闭了好几个屠宰场。有的就此废弃了。有的，比如这一个，改作剪毛站。也就是说，到来年初夏时节，本场畜牧队和附近好些个牧业公社大队都会把羊群赶到这儿来剪毛。公家的人则开着一辆辆布满尘土的旧卡车，长途“奔袭”千百公里，从各地赶到这儿来收购高质量的羊毛。冈古拉会派出一大批出色的剪毛能手，聚集在各剪毛站上，为农场赚取这份辛苦的手工钱。剪毛站的收入（再加上农场自己卖羊毛的所得），能给农场发上两三个月的工资，应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高福海当然得重视这档子事，于是明令由小分队来管理各剪毛站。小分队还受各公社大队的委托，监督那些赶着羊群来剪毛的牧民，以防备他们趁远离公社大队领导之机，偷宰偷吃集体的羊只。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义务帮忙，并无酬劳。但你监督得好，羊只丢失得少，明年人家还上你这儿来请你剪毛，还让你赚这份手工钱。要不，人家就上别处去了。
马桂花匆匆把我带离她家后，一直紧张地下意识地拽着我的手。走出好远了，快要下大坡了，她才把手撒开。在她那只小手的牵握下，我的手从冰凉，微温，到发热发烫出汗。而她的小手却一直是冰凉的。她带我去的这个屠宰场（剪毛站）离场部最近，规模也最大，分工归她负责管理。她在这儿拥有一大间归她使用的房间。房门上挂着的那把铁锁，我想肯定也有一公斤重。门打开后，她抢先冲进屋，风卷残云般，把晾晒在铁丝上的某些不宜让男人看到的女性专用物件，还有一早出门时没来得及归置起来的一两件脏衣服，一两本旧书，一两页用来练习钢笔字的废纸，一两块放在火墙上早已烤得焦硬焦硬了的苞谷馍片等等等等，一古脑儿地抢收下来，扔进床底下那个用马口铁皮制作的大卡盆里。甚至把两双刚洗净晾起的袜子，也一并给收了起来。
“您坐坐我这儿挺脏的”她自己却不坐，一直在屋子中央惶惶地直转圈；一会儿说：“给您烧壶水吧？”一会儿又呆呆地自言自语似的问：“我爸会找到这儿来吗？他这人看着憨厚，其实特别聪明”并不时走到窗户子跟前去倾听外头的动静，显得特别的焦虑和不安。
“刚才听你跟你妈说，你老爸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光的爸爸，暗中都在反对高场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这这”她的脸微微红起。说话的声音一下低了许多，底气也明显不足。她似乎蓄意地要跟我回避一点什么。
“你估计，你父亲他们这会儿带着你表舅上招待所去找我，是不是趁机想把事情闹大？”
“不清楚”
“他们会找到你这儿来吗？”
“很可能”她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间紧张起来，冲到窗户前，听了一下，回过头来对我低声地叫喊道：“他们来了您听到了吗？”我侧耳细听了一下，可什么也没听到。她却坚持说：“他们来了我听到他们脚步声了。他们真的来了。你别出声。”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阁楼”安顿在一个特别黑的角落里，然后又快速跑下去，从窗户里跳出，把房门反锁上后，又从窗户子里跳回来，插好窗户插销，灭了灯，一溜小跑，回到“阁楼”上，紧挨住我，屏住气，静静地坐下。
没过多大会儿工夫，窗户外的大空场上果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直冲着这大房子而来。还果然就是马桂花她爸和朱副场长等人，拿着手电筒朝这屋子的窗户子和门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说话(好像是赵光他爸赵大疤)：“门锁着底哩。”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拨弄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锁，大概是在核实它是否真的锁上了没有。“肯定上这儿来了。”第二个说话的人便是马桂花她父亲。不知前边我是否已经介绍过，她父亲是场部子女校（小学部）的教务主任，其人经历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无论长相，还是气质，还是多年来的行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绘画中的“圣徒”黝黑清瘦的脸庞，细长的身躯，略略地前倾着；深陷的眼窝里永远蕴含着一种疲惫执著而又麻木呆滞顽强的神情。给人总的一个感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粗亚麻布缝制的圣袍了。那是一种宽大的带头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户”也就是说，他是个盲流人员。岂止是盲流，准确点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子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高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处散发。刊物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高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物”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出来做“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马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处置。学校领导找这位“马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物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再处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处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强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出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点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户”“盲流”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高地惟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高福海在组建场部子女校（小学部）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户”身份，他的“代课教员”的身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干沟底下那个“黑户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进子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干，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开教学示范课是他执的教鞭；寒暑假期间对其他教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修，也是由他来组织进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身份却一直只能是个“代课教师”也仍然只能住在干沟底下的“黑户区”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资领导着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员。对此，他一直毫无怨言。到第十一个年头上，高福海才下决心把他从干沟底下搬了上来，才摘去了他“代课教师”的帽子，入籍为在编的正规国家工作人员。那天，他们全家都抱头痛哭了一场。他才给老家的亲人发了一封信，这是自他出走，给家发的第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上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又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人了我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我一切都好。我已经成家。你们的孙女也已经五岁了。我给她取名为‘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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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月色皎洁，所以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有十来分钟，还走了一大截下坡路，好像是到了干沟里头，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能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据说这两年，高地上可宰的牲口越来越少，已经关闭了好几个屠宰场。有的就此废弃了。有的，比如这一个，改作剪毛站。也就是说，到来年初夏时节，本场畜牧队和附近好些个牧业公社大队都会把羊群赶到这儿来剪毛。公家的人则开着一辆辆布满尘土的旧卡车，长途“奔袭”千百公里，从各地赶到这儿来收购高质量的羊毛。冈古拉会派出一大批出色的剪毛能手，聚集在各剪毛站上，为农场赚取这份辛苦的手工钱。剪毛站的收入（再加上农场自己卖羊毛的所得），能给农场发上两三个月的工资，应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高福海当然得重视这档子事，于是明令由小分队来管理各剪毛站。小分队还受各公社大队的委托，监督那些赶着羊群来剪毛的牧民，以防备他们趁远离公社大队领导之机，偷宰偷吃集体的羊只。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义务帮忙，并无酬劳。但你监督得好，羊只丢失得少，明年人家还上你这儿来请你剪毛，还让你赚这份手工钱。要不，人家就上别处去了。
马桂花匆匆把我带离她家后，一直紧张地下意识地拽着我的手。走出好远了，快要下大坡了，她才把手撒开。在她那只小手的牵握下，我的手从冰凉，微温，到发热发烫出汗。而她的小手却一直是冰凉的。她带我去的这个屠宰场（剪毛站）离场部最近，规模也最大，分工归她负责管理。她在这儿拥有一大间归她使用的房间。房门上挂着的那把铁锁，我想肯定也有一公斤重。门打开后，她抢先冲进屋，风卷残云般，把晾晒在铁丝上的某些不宜让男人看到的女性专用物件，还有一早出门时没来得及归置起来的一两件脏衣服，一两本旧书，一两页用来练习钢笔字的废纸，一两块放在火墙上早已烤得焦硬焦硬了的苞谷馍片等等等等，一古脑儿地抢收下来，扔进床底下那个用马口铁皮制作的大卡盆里。甚至把两双刚洗净晾起的袜子，也一并给收了起来。
“您坐坐我这儿挺脏的”她自己却不坐，一直在屋子中央惶惶地直转圈；一会儿说：“给您烧壶水吧？”一会儿又呆呆地自言自语似的问：“我爸会找到这儿来吗？他这人看着憨厚，其实特别聪明”并不时走到窗户子跟前去倾听外头的动静，显得特别的焦虑和不安。
“刚才听你跟你妈说，你老爸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光的爸爸，暗中都在反对高场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这这”她的脸微微红起。说话的声音一下低了许多，底气也明显不足。她似乎蓄意地要跟我回避一点什么。
“你估计，你父亲他们这会儿带着你表舅上招待所去找我，是不是趁机想把事情闹大？”
“不清楚”
“他们会找到你这儿来吗？”
“很可能”她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间紧张起来，冲到窗户前，听了一下，回过头来对我低声地叫喊道：“他们来了您听到了吗？”我侧耳细听了一下，可什么也没听到。她却坚持说：“他们来了我听到他们脚步声了。他们真的来了。你别出声。”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阁楼”安顿在一个特别黑的角落里，然后又快速跑下去，从窗户里跳出，把房门反锁上后，又从窗户子里跳回来，插好窗户插销，灭了灯，一溜小跑，回到“阁楼”上，紧挨住我，屏住气，静静地坐下。
没过多大会儿工夫，窗户外的大空场上果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直冲着这大房子而来。还果然就是马桂花她爸和朱副场长等人，拿着手电筒朝这屋子的窗户子和门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说话(好像是赵光他爸赵大疤)：“门锁着底哩。”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拨弄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锁，大概是在核实它是否真的锁上了没有。“肯定上这儿来了。”第二个说话的人便是马桂花她父亲。不知前边我是否已经介绍过，她父亲是场部子女校（小学部）的教务主任，其人经历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无论长相，还是气质，还是多年来的行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绘画中的“圣徒”黝黑清瘦的脸庞，细长的身躯，略略地前倾着；深陷的眼窝里永远蕴含着一种疲惫执著而又麻木呆滞顽强的神情。给人总的一个感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粗亚麻布缝制的圣袍了。那是一种宽大的带头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户”也就是说，他是个盲流人员。岂止是盲流，准确点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子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高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处散发。刊物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高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物”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出来做“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马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处置。学校领导找这位“马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物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再处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处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强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出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点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户”“盲流”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高地惟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高福海在组建场部子女校（小学部）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户”身份，他的“代课教员”的身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干沟底下那个“黑户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进子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干，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开教学示范课是他执的教鞭；寒暑假期间对其他教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修，也是由他来组织进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身份却一直只能是个“代课教师”也仍然只能住在干沟底下的“黑户区”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资领导着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员。对此，他一直毫无怨言。到第十一个年头上，高福海才下决心把他从干沟底下搬了上来，才摘去了他“代课教师”的帽子，入籍为在编的正规国家工作人员。那天，他们全家都抱头痛哭了一场。他才给老家的亲人发了一封信，这是自他出走，给家发的第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上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又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人了我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我一切都好。我已经成家。你们的孙女也已经五岁了。我给她取名为‘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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