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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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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音希声,大象希形

    ——老子

    他曾经给我们音乐,而现在,他不能再给我们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声律,真正震撼人的巨响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给我们音乐。

    他是史惟亮先生。

    对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在东北——那神秘的、悲壮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从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这样纯洁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国学音乐,是作曲家,是音乐理论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乐图书馆,他还不时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谣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剧(严子与妻给他。不久,我跟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异样地柔和:

    “我好喜欢这剧本,写得真美。”

    作为一个剧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给你赞美也可以给你鞭笞,我早已学会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赞美不同,我激动地抓紧电话筒。

    “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

    我正不知如何开口,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说了。

    “我对配乐的构想是这样的,我认为戏剧是主,音乐不可以喧宾夺主,我希望观众甚至没有发现到音乐——虽然音乐一直在那里,中国音乐向来就不霸道的。”

    他的话虽说得很简单,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奇,让一个艺术家做这样多的让步,在别人少不了要经过跟对方的辩论,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后才得到协调。而在史先生,却是这样自然简单。

    秋意更深时,他交出了初步的录音带,那天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聂光炎先生也来了,负责视觉效果的和负责听觉效果的开始彼此探索对方,来作更进一步的修正。

    “真谢谢你,藉着这个机会我倒是想了许多我从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对我很有用。”

    ——他总是令我惊讶,应该致谢的当然是我,可是他竟说那样的话。似乎有人批评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却是异样的谦逊。

    刘凤学先生知道史先生答应配乐,很感奇怪:

    “他暑假才动过大手术的。”

    “手术?”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会的,不是癌症,一定什么人传错了话,他看起来健康而正常,或者那东西已经割除了,总之,癌不该和他有关系,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总是微笑,他的牙齿特别白,特别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种历经岁月和忧患的沧桑的美,鼻以下却是一种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乐都写好了,找齐了人,大伙儿在录音室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才算完成。

    他对导演黄以功说:“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听,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还糟,医生根本没有给他割毒瘤,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办法割了,医生起初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形,但他对一位老友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朋友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听了那样的话我很骇然,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没有调整好,即使是欺骗,我也必须让他看到一双快乐的眼睛。

    十一月,我们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远从北投赶到华视摄影棚,那天他穿着白底蓝条衬衫,蓝灰色的夹克,他有一种只有中国读书人才可能有的既绝尘而又舒坦的优美。

    为了等别人先摄,我们坐下聊天,他忽然说想在儿童节办一次儿童歌舞剧的演出,他说已找了四个学生,分别去写儿童歌舞剧了,那天我手边刚好有份写给小女儿的儿歌,题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桃花瓣儿在风里滑滑梯,

    小白鱼在波浪里滑滑梯,

    夏夜的天空是滑梯,

    留给一颗小星去玩皮。

    荷叶的绿茸茸的滑梯,

    留给小水滴。

    从键盘上滑下来的是,

    朵、瑞、咪、发、梭、拉、提;

    从摇篮里滑出来的是,

    小表妹梦里的笑意。

    真的,真的,

    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为高兴,问我还有多少,他说可以串成一组来写,我也很兴奋,听到艺术家肯屈身为孩子做事,我总是感动的,我后来搜了十几首,拿去给他——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气昂杨,仍然笑得那么漂亮:

    “每一首都可以写,我一出去就写,真好。”

    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他说:“酝酿得久些,对创作有好处。”

    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倒是很像绣襦记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他终于在孤单的、不被接纳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其实不是歌词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他说:

    “在国外,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那样就省力多了。”

    他说得很含蓄,而且也没有抱怨谁,在所有的艺术家中,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他必须自己写,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并且负责演出(事实上,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

    在医院里,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圣诞节,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他很兴奋:

    “我跟医院说,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可惜医院不答应,怕吵了病人。”

    谈到病,他说:

    “知道有病,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一种反而是轻松——什么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淡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静,深邃,你跟他谈话,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显然地,他还有另一个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

    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有一次他说:

    “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也许我会活得久些,其实那东西回想起来,我在马德里就有——我的身体有办法把它压在那里七八年,想想,前几年我不是还满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谣吗?”

    我喜欢他说自己的身体机能可以把癌症压抑七八年的那种表情,他始终都是自信的。

    严子与妻上演了,他很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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