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忠公

一百多年間，碑上人的子孫，都以碑上有他們祖先的名字向人誇耀。這就是元佑黨人碑在歷史上出名的緣故。實際上，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並不配享有此種榮耀，因為在立碑時要把反對黨趕盡殺絕，那群小人便把自己個人的仇敵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單上的人是好壞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0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現輦星，在文德殿東牆上的元佑黨人碑突遭電擊，破而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無疑問，徽宗大懼，但因怕宰相反對，使人在深夜時分偷偷兒把端門的黨人碑毀壞。宰相發現此事，十分懊惱，但是卻大言不慚的說道："此碑可毀，但碑上人名則當永記不忘！"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如願以償了。

    雷電擊毀石碑一事，使蘇東坡身后的名氣越來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間，凡石碑上刻有蘇東坡的詩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銷毀，他的著作嚴禁印行，他在世時一切官銜也全予剝奪。當時有作家在雜記中曾記有如下文句："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崇甯大觀間，海外蘇詩盛行。是時朝廷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東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雷擊石碑后五年，一個道士向徽宗奏稱，曾見蘇東坡的靈魂在玉皇大帝駕前為文曲星，掌詩文。徽宗越發害怕，急將蘇東坡在世時最高之官爵恢復，后來另封高位。為蘇東坡在世時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七）以前，皇家已經開始搜集蘇東坡的手稿，懸價每一篇賞製錢五萬文。太監梁師成則付製錢三十萬文購買穎州橋上雕刻的蘇東坡的碑文（早已經人小心翼翼的隱藏起來），這筆錢在當時的生活來說，是夠高的價錢。另外有人出五萬製錢購買一個學者書齋上蘇東坡題匾的三個字。這時蘇東坡的詩文字畫在交易上極為活躍，不久之后，這些寶貴的手稿不是進入皇宮成了御覽之寶，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來金人攻下京師，特別索取蘇東坡和司馬光的書畫，作為戰利品的一部分，因為蘇東坡的名氣甚至在世時已經傳到了塞外異族之邦。蘇東坡的手稿書畫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敵人用車裝運到塞外，同時徽、欽二帝也隨車北擄，竟至客死番邦（當時徽宗已讓位于兒子欽宗）。蘇東坡遺留下的文物未遭毀滅者，也由收藏家運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間。

    蘇東坡業已去世，有關時政的感情衝動的爭鬥風暴也已過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開始閱讀蘇東坡的遺著，尤其是他那有關國事的文章，越讀越敬佩他謀國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剛大勇。為了追念蘇東坡，把蘇東坡的一個孫子蘇符賜封高官。所有這些舉動，都使蘇東坡身后的名氣地位達到巔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賜他溢號文忠公，又踢太師官階。皇帝對他的天才寫照，至今仍不失為最好的贊詞。到今天，各種版本的蘇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聖旨，和皇帝欽賜的序言。茲將封他為大師之位的那道聖旨轉錄于后：

    敕。朕承絕學于百聖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將興起于斯文，愛緬懷于故老。雖儀刑之莫睹，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溢文忠蘇武，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于孟打，論事肯卑于陸贊。方嘉括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紛更，乃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燒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于生前，議論常公于身后。人傳元佑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複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論世。稅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由此觀之，蘇東坡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則是由于他對自己的主張原則，始終堅定而不移，二則是由于他詩文書畫藝術上的卓絕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構成了他名氣的骨幹，他的風格文章之美則構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們會從內心愛慕一個品格低劣無恥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華，也終歸無用。孝宗賜予蘇東坡集的序言就盛讚他浩然正氣的偉大，這種正氣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華麗柔靡之作，並且使他的名氣屹立如山，不可動搖。

    但是，現代我們不要忘記蘇東坡主要是個詩人作家。他當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詩文中有一種特質，實在難以言喻，經過翻譯成另一種文字后，當然更難以捉摸。傑作之所以成為傑作，就因為歷代的讀者都認為"好作品"就是那個樣子。歸根結底來說，文學上萬古不朽的美名，還是在于文學所給予讀者的快樂上，但誰又能說究竟怎樣才可以取悅讀者呢？使文學作品有別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悅于人的聲韻、感情、風格而已。傑作之能使歷代人人愛讀，而不為短暫的文學風尚所掩沒，甚至曆久而彌新，必然具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發乎肺腑的"真純"，就猶如寶石之不怕試驗，真金之不怕火煉。蘇東坡寫信給謝民師時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論貴賤也。"

    可是，使作品經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純"又為何物？蘇東坡對寫作與風格所表示的意見，最為清楚。他說作文章"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擊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在此為風格做解釋，蘇東坡很巧妙的描寫了他自己的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雲流水"，他是把修詞作文的秘訣棄之而不顧的。何時行，何時止是無規矩法則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實精確的表達出來，表達得夠好，迷人之處與獨特之美便自然而生。並不是在文外附著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現精妙而能得心應手，則文章的簡潔、自然、輕靈、飄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處所謂文章的簡潔、自然、輕靈、飄逸，也就是上好風格的秘訣。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致于索然無味，而我們也就不怕沒有好文章讀了。

    不管怎麼說，能使讀者快樂，的確是蘇東坡作品的一個特點。蘇東坡最快樂就是寫作之時。一天，蘇東坡寫信給朋友說："我一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複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之。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于此者也。"蘇東坡的文字使當代人的感受，亦複如此。歐陽修說每逢他收到蘇東坡新寫的一篇文章，他就歡樂終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訴人說，每逢皇帝陛下舉著不食時，必然是正在看蘇東坡的文章。即便在蘇東坡貶謫在外時，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詩到達宮中，神宗皇帝必當諸大臣之面感歎讚美之。但是皇上對蘇東坡的感歎讚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蘇東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蘇東坡寫文章力辯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樂的力量，就是文學本身的報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時他曾想拋棄筆墨根本不再寫作，因為他一輩子都是以筆買禍。他在給劉行的回信中說："端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到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更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棄也。"作者自由創作時，能自得其樂，讀者閱讀時，也覺愉悅歡喜，文學存在人間，也就大有道理了。

    蘇東坡天賦的才氣，特別豐厚，可以說是衝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寫詩永遠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詩偶爾才達到完美的境界。蘇詩無須乎獲得那樣完美。別的詩人作詩限于詩的詞藻，要選用一般傳統的詩的題材，而蘇東坡寫詩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內按摩筋骨亦可入詩，俚語俗句用于詩中，亦可聽來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詩時所能獨到而別的詩人之所不能處，才使他的同道嘆服。他對文學上主要的貢獻，是在從前專限于描寫閨怨相思的詞上，開擴其領域，可以談道談禪，談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極大之危險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為他經常必須在飯后當眾做詩，通常他比別人寫起來快，也寫得好。他的思想比別人清新，類比典故也比別人用得恰當。有一次在黃州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個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題詩，但是蘇東坡從來沒聽說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筆立即開頭寫道：

    東坡四年黃州住，

    何事無言及李淇。至此停下，接著與朋友說話。在座的人以為這是很平淡無味的起頭，而且僅僅兩句，全詩尚未完稿。東坡繼續吃飯談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詩寫完。東坡又拿起筆來，將此首七絕的后兩句一揮而就：

    卻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雖好不吟詩。

    此詩音韻諧和，猶如一粒小寶石，有輕靈自然之美。對李琪的恭維恰到好處，因而使此一黃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國詩的韻律很嚴，在用典故時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別人的詩時，也要用同樣的字，押同樣的韻。不知何故、蘇詩的韻，總比別人的用韻自然，並且他的用典，經仔細看來，含義更深。在寫散文時，他筆力所及，至為廣闊，自莊嚴純正的古文風格，至輕鬆曼妙叩人心弦的小品，無所不能，各臻其妙。東坡之以大家稱，不無故也。

    因此之故，蘇東坡在中國是主要的詩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畫家、書家，善談吐，遊蹤甚廣。天生聰慧，對佛理一觸即通，因此，常與僧人往還，他也是第一個將佛理入詩的。他曾猜測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陰影。他在中國繪畫上創出了新門派，那就是文人畫，而使中國藝術增加了獨特的優點。他也曾開鑿湖泊河道，治水築堤。他自己尋找草藥，在中國醫學上他也是公認的權威。他也涉獵煉丹術，直到臨去世之前，他還對尋求長生不死之藥極感興趣。他曾對神懇求，與妖魔爭辯，而且有時他居然獲勝。他想攫取宇宙間的奧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倘若不嫌"民主"一詞今日用得太俗濫的話，我們可以說蘇東坡是一個極講民主精神的人，因為他與各行各業都有來往，帝王、詩人、公卿、隱士、藥師、酒館主人、不識字的農婦。他的至交是詩僧、無名的道士，還有比他更貧窮的人。他也喜愛官宦的榮耀，可是每當他混跡人群之中而無人認識他時，他卻最為快樂。他為杭州、廣州興辦水利。建立孤兒院與醫院，創監獄醫師制度，嚴禁殺嬰。在王安石新法的社會改革所留下的惡果遺患之中，他只手全力從事救濟饑荒，不惜向掣肘刁難的官場抗爭。當時似乎是只有他一個人關心那千里荒旱，流離餓浮。他一直為百姓而抗拒朝廷，為寬免貧民的欠債而向朝廷懇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獨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們確實可以說，他是具有現代精神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