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太太的悲哀

    姨太太的悲哀

    ——许安梅的故事

    一

    昨天，我女儿对我说：“妈，我的婚姻完了。”

    现在，她唯有眼巴巴地看着它完。她躺在心理咨询医生的检查床上，没完没了地哭泣。

    她只是一个劲地高叫着：“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她不知道，她应该再努力试一试，假如不这样，她会永远失却机会的。

    我可太知道了，因为我是以中国生活方式长大的；我被培养成清心寡欲，吞下别人栽下的和自己种下的苦果，正所谓，打落了牙齿，连血带牙往肚里咽。

    虽然对我女儿，我完全采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教育她，但可能因为她是我生的，而且，她又恰巧是个女孩子，因此，她身上，还是显示出那种东方女性的优柔寡断。

    我们就像是台阶一样，一级接着一级。

    我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如何观察和聆听这个世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

    当你不想看什么，你可以闭上眼睛。可如果你不喜欢听什么，那你能怎么办呢？至今，我还听见六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那次，在宁波的舅舅家，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妈。对我来说，她像是个陌生人。

    可我就觉得她是我的母亲，因为我能感觉到她那份痛苦。

    当时我舅妈就警告着我：“你根本就睬都别睬那个女人，她把自己那张脸皮都扔入大海去了，她哪还有一点心肝？只有一副奥皮囊！”

    事实上，我的妈，完全不像他们所形容的那般不堪。我很想轻轻触摸一下她的脸庞，她瞧着跟我挺像。

    只见她穿着古怪的外国衣服，在我舅母恶言呵斥她时，她并不回嘴。我舅舅，因为她叫了他一声哥哥，便给了她一个耳光，她也不做声，只是把头更低地垂着。

    外婆去世时，她哭得死去活来，虽然多年前，就是外婆把她从家里赶出去的。外婆的丧事一完，她便听从舅舅，马上又回到天津去了。去那里，当她的四姨太去，完全违背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常道。

    为什么她不把我带去呢？可我不能问。我是一个孩子，我只能多听少问。

    就在她离家的前夜，她将我抱在怀里，把我的头捂在她胸前，好像要保护我躲避一个无形的灾难似的。她让我就这样偎在她怀里，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安梅，你看见我们养在水池的那只乌龟吗？”

    我点点头。我常常在池边用小木棍敲着水，引着那藏在石头底下的乌龟游出来。

    “我像你这般大时，那乌龟已在那里了。”我母亲说“那时，我常爱坐在水池边，看着它浮出水面，伸出尖尖的小嘴吸气，那是一只非常非常老的乌龟了。”

    “这只乌龟是通人性的。”我母亲又接着说“有一天，那时我不过也就你这样的年龄，外婆就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因此不可以再四处乱窜乱跑，也不能掏蟋蟀挖鸟蛋，遇到不称心的事不能嚎哭，我必须乖乖地听大人的话，否则，就要把我剃光头送到尼姑庵去做尼姑。

    “外婆就这么冲着我说了一通后走了。我快快地来到小池塘边，终于哭了起来。

    这时，我看见这只乌龟浮上来了，只见它嘟起尖尖的嘴巴，把我滴落在水面的泪珠一颗颗吞下去，三颗、四颗、五颗然后它慢吞吞地爬出小水池，爬上一块平坦的大石头，开口讲话了。

    “那乌龟说：‘我吞了你的泪水，所以我也知道你在受苦，但我得警告你，如果你经常这样哭，那你的一生，将会有许多痛苦和忧伤！’

    “然后这只乌龟把嘴一张，吐出一、二、三一共七只珍珠般大小的蛋，然后蛋壳又毕剥一声一只只裂开，从里面钻出七只小鸟。它们一出壳就开始啁啾着曼声歌唱，无忧无虑地。那雪白的肚皮和动听的歌声，我猜出它们是喜鹊，那种专门给人们捎来喜讯的喜鹊。当我伸手想逮住其中一只时，它们都扑打着翅膀一只只扬翅飞走了，在空中留下一长串快乐的叫声。

    “‘现在你看！’那乌龟说着，又笃悠悠地回到水池内，‘哭有什么用呢？你的眼泪并不能洗尽你的悲伤，反而喂养了别人的欢乐，所以，你必需学会吞下自己的眼泪！’”

    但在我母亲讲完这个故事后，我看见她自己正在流泪，这惹得我也哭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就像两只养在水底的乌龟，隔着汪汪的水面，有如用涟涟的泪眼，来看待这个世界。

    第二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大声的怒骂——不是喜鹊的啁啾——吵醒，我立即扑到窗棂边。

    外面院子里，只见母亲跪在那儿，双手绝望地在碎石砌成的小道上抓扒着，在她面前直挺挺地站着她的哥哥，我的舅舅。他正在那里大发雷霆。

    “你想带走你女儿？你想毁掉她吗？”他气得连连跺脚道“你早就该去死啦！”

    母亲只是匍匐在地上，一言不发。她的脊背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就像水池里那只乌龟圆溜溜的背部。她紧抿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我也紧抿着嘴，将那咸苦的眼泪往肚里咽。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下楼梯跑到前厅，我母亲已准备要离去了，一个佣人正在替她把箱子搬出去。舅母则攥着我弟弟的手站在一边观看。“妈！”我失声叫了起来。

    “看你，”舅舅一下惊叫起来“把女儿都给教坏了！”

    母亲低着头向我瞥了一眼，我禁不住眼眶一热，眼泪淌下来了。我想，妈妈一定看见我哭了，因此她把胸一挺，显得比舅舅的个子还要高，她向我伸出双手，我立即拔腿向她奔去。她以一种慈爱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安梅，我并不强求你，我只是对你说，我要回天津去了，你能跟我一起走吗？”

    舅舅立时咬牙切齿地说：“跟着你？让这小姑娘跟你一样？安梅，别以为你能看见什么新鲜的世面。你坐上一辆崭新的马车，但前面拉车的，还是那只老驴，你一生，就像你前面这只老驴！”

    舅舅那番话令我更铁了心要走。因为我切切实实知道，在我前面所能看见的，就是我舅舅那幢黑魆魆的令人压抑不快的房子，那儿充满种种莫名其妙的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恐惧。我缓缓回过头去看妈妈。

    舅舅顺手抄起一只瓷花瓶：“你真准备跟着她走？你将一辈子抬不起头了。”说着，将花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哗”一声，碎片溅了一地，我吓得打了个哆嗦，母亲轻轻将我揽过去。

    她的手是温暖的。“走吧，安梅，我们得赶快。”她说着，抬头看看天色。

    “安梅！”舅母在我身后悲哀地呼唤着。“算啦！”舅舅一下打断了她。“算啦”在中文里，就是完了的意思“她早已变了。”

    在我即将跨向一个崭新的生活时，我开始怀疑舅舅所说的：我将永远抬不起头。

    于是，我试着把头抬起，我抬起来了。

    这时，我的目光触到被舅母牵在手里的弟弟，他正在一边嚎陶大哭。母亲不敢把弟弟带走。一个儿子，是永远不能走进任何异姓人的家里的，否则，那会真正毁了他。但我知道此刻他还想不到这些，他之所以恸哭，只是因为受了惊吓，因为觉得委屈，因为母亲没有把他带走。

    舅父的话没有讲错，当我看见哭得喘不过气的弟弟，我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们雇了辆人力车，匆匆地往火车站赶去。在车上，母亲轻声对我说：“可怜的安梅，只有你知道妈妈心中的苦楚。”我听了后觉得很是骄傲。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了解，新生活离我，还是十分遥远，这使我很是恐慌不安。

    我们在路上一共花了七日七夜：一天火车，六天水路。一路上，我频频回顾扔在身后的逐渐逝去的道路，一边听母亲兴致勃然地讲述天津。

    她数落着小吃担上种种好吃的：元宵、煮花生等等。而母亲最爱吃的，是一种中间打上一只鸡蛋的薄煎饼，然后在上面涂上一层黑糊糊的豆瓣酱，再把它卷起来，就这样火热滚烫地拿在手里吃！

    她还细细向我描绘了这个港口城市和它的可口的海鲜，并认为要远远超过我们在宁波所能吃到的。那硕大鲜肥的蛤肉、对虾、螃蟹，还有各种海鱼和淡水鱼，完全是一流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港口呢？

    而在这个港口里，还有各个外国租界：日本人、白俄、美国人、德国人但他们都是各管各，不相往来。他们各自保持不同的生活习惯：有的讲究清洁卫生，有的邋邋遢遢，连他们的住房样式，也各自不同，形状色彩各异：有的漆成粉红色，也有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一样，还有那种漆成白色的木头雕花屋顶，看上去就像象牙屋顶一样。

    在冬天，我将会看见真正的雪。母亲说，再过几个月，就是寒露季节。那时便要下雨，然后渐渐地，雨珠会变成片片白色的花瓣，那就是雪。不过没有关系，她会把我包裹在毛皮镶边的大衣里，裹得暖暖的。

    第五天，船开始驶近天津港，黄浊的水波不时拍打着船舷，随着天津港的靠近，水波的颜色开始变深，最后变成黑糊糊的，而且，船身开始剧烈地晃动着。我觉得害怕，而且恶心。这污黑的水流，让我忆起舅母所说的：把自己的脸皮扔入大海里。

    那污浊的水流，那么脏，那么奥，人一沾上它，怎么还洗得干净？舅妈说过，那会砧污了我，我真怕她的话会应验。我躺在床上，惶恐地盯着水面，我发现母亲的脸一下于变得阴沉起来。她只是扭头望着黑魆魆的海面发呆，我心头越发沉重和惶惑了。

    那黑浊的水流真的改变了母亲。本来，她穿着一身中国式的孝服，可待快靠岸时，她再回到顶屋甲板的起居室时，却似完全换了个人。她描了浓浓的眉毛，各向两鬓高高地挑上去，还涂着黑眼圈，衬着那张脸越发显得苍白，再配着二片血红的嘴唇，显得完全是个陌生女人了。她戴着一顶棕色小毡帽，帽檐上横插着一支棕色羽毛，前额上，垂着两排整齐的刘海，远看就像一对漆器的木雕品，身上穿着一件领口上镶着直垂至腰间的白花边的棕色长裙，腰际别着一朵绢制红玫瑰。

    这是十分犯忌的，因为，我们还在戴孝呢！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怎么可以指责自己的母亲呢？看着她如此毫无顾忌地华服盛妆，我为她感到羞愧。

    这时，母亲拿出一只奶油色的大纸盒递给我。“打开它！”我看见盒子上印着“英国精制各式时装天津”母亲只是不出声地盯着我笑：“快点呀！”直到好多好多年以后，我用这只奶黄色的纸盒来贮藏信件和照片时，我还是十分困惑不解，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而当我跟着她走时，我需要穿一身完全不同的新衣服？

    一打开盒子，一切我的不安，为母亲感到的羞愧，顿时都消失了。盒子里，是一套崭新的粉白色的裙子，另外，还配着一双长统白丝袜、一双白皮鞋及一只白色的大绸结。

    但是，盒子里的一切对我，都太大了一点。我的肩膀简直可以从领圈里耸出来，腰身大得可以装下两个我。可我不在乎这，她也不在乎。我扬起双臂笔直地站着，她拿出针线替我把宽大部分缝小，又用软纸塞进我的皮鞋尖。穿上这样一身新的装束，我感觉上似乎也长出了新的手和新的脚，而且，需要用一种新的步子走路。

    不过马上母亲的脸又转得阴沉了。她叠着膝坐着，默默地眺望着越来越逼近的码头。

    “安梅，你要准备着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会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你将有一个新父亲，许多新的姐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你会穿好的、吃好的，高兴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做声，我想起了远在宁波的弟弟，他哭得那样伤心！我母亲夏然住口，再也不提什么有关我将面临的这个新家庭的事，因为这时铃声响了，船上的听差报告着，船已靠岸了。母亲很快地叫过搬运工，把我们两只小箱子指点给他，同时付了他们小费。她做得那么顺手，好像天天在做似的，对这一套已十分得心应手。随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只盒子，我看见里面躺着五六只死狐狸，它们张着小嘴，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后面，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母亲却把这骇人的玩意围搭在她颈脖上，然后紧紧拉着我顺着人流下了甲板。

    “安梅，跟上，你怎么走得这样慢！”她频频对我说。我拼命拖着双脚跟上，可我的鞋大大，使我觉得十分吃力。人群乱哄哄的，人们提着沉甸甸的柳条箱或包袱，吆喝着在人群中抢着道，也有穿着打扮与母亲一样的外国女人，挽着他们丈夫的臂肘紧张地移着步子；有钱的太太们大声训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女佣人和听差

    天色已近中午了，虽然外边很暖和，可天上却布满了灰云，层层叠叠的。

    我们站在马路边等了半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力车不时从我们眼前掠过，可就不见一个来接我们的人影。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招了一辆人力车。

    母亲和车夫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终于登上了车。一路上，她不住地抱怨着飞扬的尘土，街上的臭味，坑洼的路面，被耽搁了的时间和她的胃病，然后，她又把抱怨引到我身上：我的新衣服上已经有了一个污点了，我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还有我的扭扭歪歪的蛇一样的两只长统袜。我试着要改变她的话题，便不时跟她打岔，一会指着个小公园问她那是什么地方，一会指着拖着长长的两节车厢的电车

    她更不耐烦了：“坐好，安梅！别看热闹。我不是带你出来看热闹的，我们只是回家去。”

    待我们终于到家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了。

    二

    打一开始起，我就料到我的那个新家决不会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母亲早就跟我说过，那个叫吴青的男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专门经营地毯。他住在英租界的一幢华屋里，那是天津市最上等的地段，离马场道不远。

    那房子，是外国人建造的。吴青十分洋派，喜欢洋货，因为是外国人令他发财的，所以为什么我母亲也必须穿西式衣服。中国的暴发户，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阔气。

    但待我真的来到吴青的家门口，还是给那种气派给镇住了。

    他家的大门，完全是石头砌成的中国式拱门，乌黑油亮的黑漆大门，配着一个高高的门槛。门内的院子，着实让我开了一番眼界月b里既没柳树也没飘香的肉桂，更不见楼台亭阁或荷花池之类，只见沿着砖石砌出的宽阔的走道两边，是两排葱葱郁郁的矮冬青，冬青后边分别是一片碧毯般的草地和喷泉，过道尽头，是一幢西式的三层楼洋房，每一层都凸出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露台，房顶四周，伸出四只烟囱管。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巴结地迎出来：“太太，你回来啦！没想到！”声音尖尖的，把我耳膜都刺疼了。这是杨妈，母亲的贴身女佣。她一口一声地称母亲“太太”这是中国对主妇的尊称，这样显得母亲像是吴家的正宗太太，而不是小老婆似的。

    杨妈一边大声叫其他佣人来帮我们拎行李、泡茶和放洗澡水，一边急急地对母亲辩解着：“二太太说过，太太您至少还得待一个星期才回来。看呀，竟没有能来接你！二太太她们，去北京走亲戚了。哎呀，这是您的女儿吧？多漂亮，跟您长得一模一样，她害羞了。大太太，还有她的女儿，去庙里烧香去了。还有”

    房子里陈设讲究，令我眼花缭乱：一个大圆弧的楼梯很气派地透迄而上。天花板上，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错落迂回的长廊通向各个房间，一间套一间的。在我右边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置满了抽木家具和沙发，而这大房间又通向另一间狭狭长长的房间，也是布满各种家具古董，一道又一道的门框，弄得我晕头转向。屋子里不时来回闪过几个人影，杨妈就在一边介绍着：“喏，那年轻女人是二太太的贴身娘姨，那一个，什么也不是，只是大司务助手的女儿，这个男人，是管花园的”

    我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大起居室内，再往左穿过门厅，踏进另一间房间。“这就是你妈的房间，”杨妈骄傲地对我说“你就睡在这里。”

    房里第一样抓住我视线的，是一张豪华的床，它看着又沉重又轻曼，上面垂着玫瑰色的帐慢，四角支着四根深色锃亮的木质龙柱，龙柱底座是四只蜷伏的狮于。

    我一头栽入凉飕飕的床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发现那柔软的褥子，比宁波床上的还要软十倍。

    坐在这样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小公主。房间里有一扇落地玻璃窗直通阳台，窗前，是一张与床配套的同样木质的圆桌。一个佣人早已把茶和甜点准备好，此刻，他正怄身替我们生火取暖，那是一种烧煤的小火炉。

    这里不像我们宁波舅舅家那般寒酸，实在太阔气了。我不明白，母亲嫁了个如此有钱的男人，为什么舅舅还要骂她不要脸呢？

    正在我纳闷之时，突然听到一阵冷脆的铿锵之声，接着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床对面一口大红木钟发出的，只见钟门突然打开，里面现出一间挤满宾客的小房间，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坐在桌边饮汤：一、二、三边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也一再俯身给他加汤：一、二、三而另外一个穿裙子和短外套的姑娘，则前后摆着身子拉小提琴，她老拉着一首听起来不甚愉快的曲子，以至许多年以后，我依旧还能记得那旋律：尼——呵！啦，啦，啦，啦——尼——那！

    这是一只十分奇妙的钟，只是在第一次听到它报时辰时，我觉得很新鲜，再多听了，我就觉得那报时声十分讨厌，弄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渐渐地，这养成了我一种能耐：凡对我毫无意义的一切叫唤，我都能听而不闻。

    开初的几天，我真觉得快乐无比，当我与母亲一起躺在这张宽大柔软的床上时，我想起留在宁波的小弟弟，心里十分为他惋惜难过，不过，这房内每一件新鲜事物，很快又分散了我的心思。

    我惊异地看着水龙头一开，热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抽水马桶也使我觉得新奇，只要水一冲就行了，不用佣人去清洗它们。这里每一间屋子，都像母亲房里一样精致讲究。杨张氏向我一一介绍着：哪一间是大太太的，哪一间是二太太的，有些则仅仅只是客房。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一切新鲜的东西已不再新鲜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呵，这道菜我前天已吃过了。”“这甜点心我已吃腻了！”我不时向杨张氏抱怨着。

    母亲重又变得快乐了。她穿着中国式旗袍，嵌着白镶边，那是为外婆戴的孝。

    白天，她指点给我看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并教会我它们的名称：浴缸、白朗尼照相机、色拉叉、茶巾等。晚上，我们便围炉闲谈，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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