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归来

大会写诗的领导才往往拿着生活当诗来胡搞，王明博古他们就是，差点断送了红军的全部家当。而看看遵义会议之后老毛领导的红军，那完全是个精明的企业在运作，顽强而巧妙地顶住了崩盘的危局，到陕北后重新上市，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严格控制高管层持股，大面积吸引散户，低开高走，最后一举通吃了天下。

    可是企业做大了，各大区的销售经理们就开始享受胜利果实了。彭德怀气愤地说：“崽卖爷田不心疼。”可是群众有什么办法，乡长书记要的是政绩啊。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党内通信绕过中央，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可是这话也就老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敢说，要是我说，立马衙门里就来人办我的学习班了。

    毛泽东1960年3月痛斥“共产风”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1960年11月15日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强调要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12月30日，他要求把剥夺农民的财产都“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可是毛的心里应该明白，那些衙门能够做到“破产也要赔偿”吗？正像今天的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大家一致称赞。可是如果让每个地方政府都把拖欠的工资给农民要回来，那承包商们能答应吗？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大跃进不能全盘否定，总体上对于加速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这有具体的经济增长数字为证，60年代的国力比50年代上了一个大台阶。但是大跃进是以严重的剥夺农民为代价的，毛泽东没想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还是没能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悲剧。诸如全民炼钢的荒唐、共产主义大食堂的“吃他娘穿他娘”的败家闹剧，虽然是下边人搞的——今后的研究还可能发现是某些人故意要看毛的笑话而怂恿的，但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仍然要负主要责任。他向全党承担了这个责任，吞下了这枚苦果。但他的心里，恐怕更坚定了要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信念，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开始酝酿了。

    邓小平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没有因为自己在苏区跟老毛一起被打成右派，就说右派都是好东西，都是大英雄；也没有因为自己跟刘少奇一起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把刘少奇吹上神坛来使自己借光。他在谈及这一段历史时说：“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老邓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敢说英明，至少可说是难能可贵了。毛泽东当年跟赫鲁晓夫谈论身后的接班人，没有看好刘少奇和周恩来，独独提出了那个“了不起的小个子”真是没有看错人也。1976年清明节，老邓第三次被打倒，小学4年级的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议，保留其党籍”心中万分不解：既然是个坏人，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从来没有先例啊。当时的大人们也不过以为是毛主席“皇恩浩荡”胸怀慈悲而已。许多年后，读过的万卷书渐渐连成一片，才明白毛对邓的又爱才又“恨铁不成钢”又要敲打又怕打坏了的心态。邓对毛的感情，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所能够妄自揣测的。而刘少奇同志，今天的研究者们光忙着为他平反叫屈，却很少去研究他的真实心理。我们的当代史研究，恐怕又要落后于外国的汉学家。但愿莫像杜牧阿房宫赋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