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同学们好

也向这位先生请教。因为，在整个讲座过程中，这位先生不承认中国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我当场就说：“我觉得，社会学的郑也夫先生、法学的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一下子受不了了，不许你攻击给我们讲座的先生。我心里想，这都是什么毛病？

    我听的讲座，说起来，真不少。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总想向这些出活的先生请教。有时候，还真能闻一两个出活的问题。北大的学生还有点意思，哪怕你问问题，问得尖锐，讲座结束之后，会向你问好。我觉得北大还是有点自由的风气。但是接下来，好玩的一幕便上演了。

    一位同学，上来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先生，您的问题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敢问先生贵姓？”“免贵谢志浩”“你是博士？”“非也”“您是硕士？”“非也”紧握着的手松开了，面容尴尬，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非常的可爱之处。

    另外一次，是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参加陈平原先生主持的“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沈冬教授，报告“音乐双城记：台湾与上海”讲述台湾被日本占领期间的音乐传播的故事。在报告中，沈冬教授常用台湾和中国来表示。引起坐在台下的一位北大女生的不满。在自由提问阶段，这位北大女生站起来：请问沈教授，您为什么不用台湾和大陆来表示？沈教授解释：那个时候“大陆这个词是有特指的，他指的不是现在的大陆，而是当时的日本。”这位女生似有所悟。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是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但是，由于信息员制度的实施，许多坚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老师，不得不离开未名湖，比如袁红兵先生、王天成先生。袁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来到贵州大学，而迎接王天成先生的，是几年的牢狱之灾。周叶中的弟子抄袭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王天成先生。剩下的能够在北京大学讲课的先生，比方说孔庆东先生，在讲选修课的时候，直截了当指出：有些同学很不容易，我也知道，你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面，上面会给你好处，比如说入党啊，提干啊，分配啊。你也是迫不得已啊。

    但是，北京大学毕竟是北京大学，还是残存了一点自由的气场，就是这位孔庆东先生，因为讲得太好了，别看长得非常有趣，但是成为北大女生崇拜的老师，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北京大学以外的社区，自由的气场，可以说非常稀薄，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像我这样一种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还可以得到一点照顾，而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得到的“关照”是非常丰厚的。

    在中国，还有一种任务，每一所大学成为一个自由的社区。

    但是，在石家庄，首先是增加一点自由的气场。

    （2006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