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国策

不说你说，都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一定要给我说清楚！”

    吴主任正要说，老甘先说了，一开口就检讨：“周主任，计书记，吴主任，是我们工作没抓好，这几户都是流动人口，常年在外打工，根本不回村的，虽说超生责任不能由我们负，可我们还是有点小义务的……”

    计夫顺厉声道：“你们不是有点小义务，是有大责任，为什么不跟踪落实？”

    老甘苦着脸说：“他们都在广州、上海，谁给我出路费呀……”

    从河塘村出来，天已黑透了，计夫顺问：“是不是再到其它村看看？”

    周苹沮丧地说：“不去了，不去了，去也没用！我们内部肯定出了叛徒！”

    周苹一行走后，计夫顺马上交待吴主任连夜给市计生委办公室的那位叛徒同志送十斤小磨香油，和一挂猪下水。吴主任说，人家不在乎这点东西，是想给他本家哥办个农转非。计夫顺想都没想便说，那就办，那就办。

    老甘、老聂他们也追了过来，要留镇领导们吃饭。

    计夫顺心里有事，不想吃，刘镇长和吴主任想吃，计夫顺便吃了。

    喝的仍然是沙洋县产名酒“一块八”，菜还是老八样。老甘自认为这次为太平镇的党和政府立了很大的功，喝酒时说话的口气就不太注意谦虚了，让计夫顺冷嘲热讽地弄了几句。吴主任倒谦虚，但却愚蠢，当着老甘、老聂的面就请示，说是后山村有个植树造林发起来的户主，家底子挺厚，愿出3万生个4胎，不知能办不？计夫顺没好气地说，不办不办，就是30万也不办了！再办下去，就把我办进去了。吴主任直嘟囔，3万哩，前几天一万八咱都办过，很委屈，也很不乐意的样子。

    正喝着，那位村妇女主任又跑来了：“甘书记，聂主任，有情况！”

    老甘不急不忙地问：“怎么？他们又杀回来了？”

    村妇女主任连连点头说：“他们的车已经进村了。”

    老聂也问：“那帮超生娃儿回来没有？”

    妇女主任说：“没，没，还在山洞里躲着呢，我是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老聂说：“那你急什么？”酒杯一举，对计夫顺说，“计书记，咱喝咱的！”

    计夫顺考虑到周苹完全有可能再冲到村委会来，又唬着脸演上了戏。

    老甘直笑：“计书记，这鬼子还没来到面前嘛，你咋又端起来了？你就放心喝你的酒，咱这里可是抗日时期拉锯地区，对付鬼子和八路，我们都有一套！”

    计夫顺真火了，酒杯重重一放：“老甘，你是把我们各级政府当鬼子对付了，是不是？今天对付的是市县领导，过去就这么对付我和刘镇长，是不是？村口是不是还有人放哨？老甘，我告诉你，我就是下台了，也得把你狗日的先撸了！”

    老甘笑不出来了：“计书记，咱们谁跟谁？今天咱们可是在一条战壕里呀！”

    计夫顺把头用力一摆：“两回事！我们镇上收点超生罚款，是要解决很多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你们呢？是他妈的变着法子弄钱喝酒！”

    老甘赔着小心提醒说：“计……计书记，这年把你们也没跟着少喝呀！”

    计夫顺恼羞成怒，桌子一拍：“我和刘镇长一来，你就上一块八，你们喝的是什么酒？别他妈的以为我不知道！”这时，门前响起了汽车的刹车声和脚步声，计夫顺借着这情绪，开始向正确的方向发挥，声音很大，“——你们工作就是落得不实！就是花架子！关于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后山村有宝贵经验嘛，你们是不重视，不学习！不是我批评你们……哦，哦，周主任，您怎么又回来了？”

    周苹站在计夫顺面前，冷冷地看着计夫顺：“计书记，说，说，继续说！”

    计夫顺觉得哪里不对头了：“周主任，我这正批评着他们呢，你看……”

    周苹说：“我不看了，还是你出去看看吧！有请了，计书记！”

    计夫顺跟着周苹走到门口一看，差点没当场晕倒：两个面包车里装满了超生妇女和她们的孩子，而且不是他们镇上掌握的那收了钱的6个，竟是25个，大的六七岁，小的仅三四个月，还在妈妈怀里吃奶！

    周苹很得意，有点猫玩耗子的意味：“计书记，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不错，你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嘛！不要以为藏在山洞里我们就找不到！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吗？双枪老太婆！没点和你们打游击的水平，我还管什么计划生育！计夫顺同志，我劝你不要再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从现在开始，老老实实交待问题，争取组织上从宽处理！明天，中共沙洋县委会找你的！”说罢，手一挥，“撤！”

    计夫顺眼睁睁看着周苹和她的车队在柔润而可爱的月光下绝尘而去，像根被烧焦的木桩，呆呆地站在村委会门前的空地上，足有四五分钟一动不动，一句话没有。

    刘镇长上前推了推计夫顺：“老计，老计，你是怎么了？”

    计夫顺这才醒了过来：“哦，刘镇长，回去，咱快回去开会！”

    老甘小心地说：“这么晚了，还……还开什么会？计书记，咱就……就接着喝吧，今日有酒今日醉，别管明天刀砍头，反……反正事已经出了……”

    计夫顺一把揪住老甘，眼睛血红：“这事怎么出的？啊，你他妈的给我说！”

    老甘吓坏了：“计书记，我混蛋，我……我们村支部连夜排查这个叛徒！”

    计夫顺怒道：“我说的不是排查叛徒，是说的那25个超生！我知道的只有6个，怎么一下子变成25个了？那19个你们村里收了多少钱？你们是自掘坟墓，也把我往坟坑里推！”放开老甘，又满眼含泪地对刘镇长说，“咱们真该死呀，咱们开了一个口，他下面就给你挖了个洞，连墙都要挖倒了！趁现在咱们还没被撤职，就对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认真负一回责吧，马上回去开镇党委会，就研究一件事：改组河塘村班子，把甘同生和老聂全他妈的撸了！”说罢，上车就走。

    这回轮到老甘和老聂在柔润而可爱的月光下发呆了……

    大地

    绳子松了，两块雨布中间出现了缝隙。常有风挤进来，夹杂着石灰末和汗腥味。我没埋怨。房子住久了要大修，修房子要住帐篷；而住帐篷或许都要吃吃石灰末，闻闻汗腥味的。

    这道缝隙是今天发现的。强烈的阳光，针一样刺到我脸上，我看见了许多乱飞乱撞的尘埃，而后，便发现了这道缝隙。母亲唠叨起来，要我用绳子重新拴拴，把阳光、尘埃连同汗腥味挡在外面。我没干。为什么要干呢？又不准备在帐篷住一万年。

    缝隙逐渐增宽。我从这逐渐增宽的缝隙里，认识了一个黑褐色的东西。那东西不断变幻位置，推移着、蠕动着，时而远离缝隙，变成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时而靠近缝隙，化作一块傍晚的暮色。有时，它干脆紧贴在雨布上，把缝隙遮得严严实实。那东西不太洁净，凝结着一道道白花花的盐迹。我听见浓重而深沉的喘息声，仿佛压抑已久的一连串闷雷。

    这是一个人弯驼的脊梁。

    我这样认识了他。从脊梁而不是面孔。

    他一个人在我帐篷前的空地上和灰，供四个砌墙的大工用。水要自己挑，黄沙、石灰也要自己推。他的腰总是弯曲着，汗褂的后襟向上翘着，露出黑褐色的肉，肉上淌着汗。他很老，一口牙齿全都脱落了，嘴巴深深凹了进去，使人不由地想起那默默劳作的老牛。

    天真热。太阳当空挂着。

    我端过去一杯凉茶：“您喝水吧！”

    他眯起眼睛望着我，摇摇头。

    “喝吧，您够累的。”

    他犹豫了一下，把沾满石灰的松树皮似的手在衣襟上揩了揩，才小心地接过茶杯，“咕嘟、咕嘟”喝了起来。喝毕，又用手抹了抹喝过的杯沿。他把茶杯还给我，感激地笑了一笑。

    “大爷，高寿？”

    他揩着嘴边的水珠，扬起手比划了一下，又比划了一下。

    “72？”我失声道，“这么大岁数，您还干这种活？”

    话一出口，我后悔了，不该问。难道，他愿意在72岁的高龄上，冒着烈日做小工？他定有自己的难处！

    “他真可怜！”我对母亲说。

    “谁？”

    “那个和灰的老头！整天不说一句话！”

    “噢，他是哑巴……”轻轻的一句。

    “哑……”我一怔，像挨了重重的一击。

    没多久，他们辞退了他。其实，他们早想辞退他，72了，谁想要？只是，一直未能行通。老人每天来得最早，一来就把手推车抢到手，把灰和好，根本不用队长分工。这次，队长下了决心，硬是要两个待业青年夺下了老人手里的手推车。老人哭了，向队长打躬作揖，焦急地做着手势。队长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年岁不饶人，年岁不饶人哪！”

    他终于噙着眼泪，被两个待业青年送回家了。望着他远去的背脊，我有点怅然。我想，或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就像坐同一节火车，然后各奔东西一样，他不过是我纷杂生活中的又一个匆匆的过客……

    然而，10天后的一个早晨，他又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出现了：弯着腰，驼着背，颤巍巍地推着小车。我以为队长又同意他上工了，可转眼看看，工地上却冷清得很。天还早。

    吃早饭时，帐篷门口“扑通”响了一声，仿佛是一个人摔倒了。我出来一看，竟是他！他推着手推车歪倒在灰堆里，瘦长的脸紧贴着一团沾水的麻刀，手里还抓着油亮的车把。他很安详，沉重的眼皮自然而轻松地闭合着，像睡熟了一样。

    我惊叫起来。来了许多人。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可是——他死了！

    队长哭了：“这个老哑巴！光退休金都吃不完，家里还存着3000块哩，无儿无女的，图啥？”

    什么？3000块？无儿无女？！

    我十分惊讶。然而，很快，我理解了他。这极容易理解！我对队长说：“怪你！假如你不辞退他，假如他还能在这里和泥、推车，他不会死，肯定！”

    缝隙还在。那灰褐色的东西不见了。那是脊梁呵，那是和大地有着同样颜色的脊梁呵，正是这些脊梁组成了大地，组成了这永不陷落的大地！

    哦，大地，我的大地……

    把酒论“英雄”

    酒文化已很热闹了一阵子，看光景还有热闹下去的趋势。电视里的酒类广告不断涌现，开发的历史日渐古远，从造酒的老祖宗杜康，到汉高祖刘邦、豪饮的诗圣李白，都被扯了出来，让你不能不肃然起敬。看着那电视广告我常想，就冲着那些颇有来头的历史名人，你就没法不喝。你不喝莫不说对不起人家的那份好意，也对不起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呢！

    酒与文化沾上了边，便显得十二分的高雅了。造酒的厂家既卖酒又卖文化，你先生既喝酒又喝文化；于是，造酒的厂家在高雅的气氛中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你先生于那被酒精点燃起的虚幻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解放。某先生就曾这么和我说过：“没喝酒谁怕我？喝了酒我怕谁？就是和汽车撞上去，我觉着也能把汽车撞翻。”看看，这解放是何等彻底，这酒的文化是何等有力量。

    这先生的感慨实际上也不新鲜，“酒壮英雄胆”本是一句老话。提一根哨棍夜走景阳岗的武二郎，不也是仗着肚里装着几碗酒么？没有老酒装在肚里，武二先生再怎么英雄也不能不考虑后果。武二先生得想想，究竟是哨棍厉害，还是大虫的牙齿厉害。

    武二先生终究是在景阳岗走了一回，为酒文化的伟大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也使后来的酒徒们于酒后常起英雄之心，时常以为自己就是武二先生转世一般。

    敢与汽车撞架的那位先生只是说说罢了，另外一些先生可是真干出点名堂了。

    鄙友某先生，握有鲜红大印一枚，执笔一支，他先生章一盖，字一签，你凭这纸条就发财。该先生品行无可挑剔，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被公认为老好人，加之资格较老，是很受领导和同志们信任的。领导某甲说，一支笔握在他手上最让人放心。然而，该先生却不幸辜负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先生爱喝酒，且一喝就醉，一醉就有胆量，什么字都敢签。和他打交道的农民弟兄端的狡猾，每逢用到他的印和笔，总要请他学习学习“酒文化”。学至半仙状态，不待人家吹捧，他老兄先自膨胀起来，俨然一副大英雄的架势；人家再一吹捧，益发不可收拾，似乎不但当他们单位的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家也当得一大半了。我和他戏言道：“这时候，就是卖国条约只怕你也敢签。”他讷讷无言，一副很惭愧的样子。其后照喝不误，“卖国条约”也照签不误，只是和顶头上司达成了默契：凡酒桌上签的条约均有油手按下的印迹，一概不算数。

    英雄毕竟气短。

    另一朋友更有意思，平时决无张牙舞爪的威风，倒是那些很威风的人经常在他面前张牙舞爪。这朋友谨小慎微，决不敢冒犯谁的牙齿或谁的爪子。他这份小心能保持到开喝前的最后五分钟。在这后五分钟里，还能想着该给甲领导换洗脸水，该给乙领导打毛巾。可几杯下肚，便不是他了，一举而昂昂然，其英雄气势当不亚于武二先生。要哭便哭，要骂便骂，什么甲领导什么乙领导，统统不是东西。他私下承认，这时刻最让人陶醉，真正觉着自己活得很像回事。然而，为了那短暂的“像回事”，酒醒之后必得付出诸多“不像回事”的努力。力图使甲乙丙丁诸领导忘记自己曾经“英雄”过。

    这似乎也算不得英雄。

    更有一位仁兄，苦不得志，勤勉努力之余，不断求助于酒力神功，以求上进，久而久之，竟也“上进”了。据某领导在酒桌上透露，老主任离休后，这位仁兄将继任主任。该仁兄大为激动，以为多年媳妇熬成婆，自己可还其英雄本色，大显身手了。激动之下，独自多喝了几杯，嘴不当家了，俨然已做了主任一般，和朋友大谈志向抱负，声言某某该去看大门，某某该回家抱孩子。风声传出，舆论哗然，继任成为泡影。

    这大概可算得上“英雄”为酒所误的一个事实。

    其实，英雄与酒原本是两码事，酒就是酒，英雄就是英雄。酒的化学名称为乙醇，俗称酒精。酒精这玩意决不承担制造英雄的责任，英雄也决不是酒精硬泡出来的，不论造酒的厂家如何鼓吹，且拉出多少历史名人，我还是不相信酒和英雄有什么关系。

    然而，说是无关却有关，我信口侃出的上述事例，便证明酒和英雄是有关系的，想赖也赖不掉。细察之下才发现，酒在制造兴奋的过程中，也制造了人生的一种真实。人们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剥去假面伪饰，把平时不愿显露于人的一面痛快淋漓地展示出来，在那真实的时刻，人们也不再考虑现实的利害关系，心口一致起来，才敢于做出一些惊人之举。

    因而我想，如果没有酒人们也能活得那么真实那么“英雄”该多好。这世界是不是因为有了太多的虚饰，才有了酒和酒的文化？人们才把把酒论英雄视作人生的一大快事？

    不得而知。

    我的女儿，我的朋友

    女儿雯雯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建议她去当总统，她对我很自信地一笑，欣然应诺了。其后每逢有人问到她长大了干什么，她总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当总统。”女儿有如此抱负，自然使我感到幸福自豪。我觉着她很够朋友，于是乎，便时常抱着她在南京繁华热闹的鼓楼街面上四处招摇，借以展示——其时，我是《青春》杂志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编辑，和妻子一家三口栖身于鼓楼闹市区一家旅店的顶楼上。

    可是，好景不长，女儿要做总统的伟大野心或者说伟大理想在她两岁生日前夕破灭了，使得她很不够朋友地背叛了我的教导。

    造成这种背叛的是一次小手术。妻偶然发现女儿有疝气，如临大敌似地把她送到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的大夫毫不手软地在她娇嫩的身体上划了一刀，使她以自己渺小的痛苦领略到了大夫伟大的尊严。伤愈之后，她说什么也不当总统了，说是要当医生，而且是操刀的外科医生。

    我并没有因此而死心。我知道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而为当今世界培养一个伟人更不是一桩一日可成的事。我有耐心，我要耐心等待，在等待中让女儿遗忘关于儿童医院、关于外科大夫、关于手术刀等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在她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时候，继续我的培养工程。

    然而，女儿竟忘不了那把手术刀给她带来的人生经验，其间，我的妻也在暗中不断地予以破坏。因此，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女儿依然固执地要当医生，而且煞有介事地拿起我用以写书挣钱的笔当注射器给我打针，拿水果刀作手术刀给我开刀。

    我培养女儿树立伟大理想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女儿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

    有了思想就很难对付。比如说有一天，她建议我（现在不是我建议她了）去给她买一头奶牛，而且规定了行动路线：从家门口坐车，过长江大桥，到江北面的农村去买。我把妻喊来研究，妻颇感为难，极认真地告诉她，买牛没地方养。她小手往窗外一挥，很有气派地说：“就养在阳台上么！”这倒未尝不是个办法，我认为。可接下去女儿对奶牛的要求，我可是毫无办法了。女儿要的这头奶牛必须是熟的，按她的思想和设计，这头熟奶牛每天应该给她提供足够的牛奶，还应该在她需要的时候，随时能够割下一块熟牛肉或一片牛肉干。

    这具有命令意味的建议使我吃了一惊，我的联想一下子丰富起来。我想，幸亏女儿主动放弃了做总统的思想，倘或她不放弃，倘或她真的做了总统之类的伟大人物，只怕我等臣民要为她美好的熟奶牛大遭其殃了。

    我的妻没想到这一层，倒是挺敏锐地发现了女儿想象力的丰富。她建议女儿去当作家，而且断定我这个已成了作家的父亲儿时决无女儿这般伟大的天分。

    女儿不干，依然要当医生，不但是外科医生，而且是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她的行医主张是专给那些不听话的小朋友和那些专打小朋友的坏爸爸开刀。谈起作家，她嗤之以鼻，说：“作家有什么意思！一个人老趴在桌子上写书，无聊死了！”

    尽管如此，尽管她不愿当作家，可有个一天到晚尽抽烟、写书的爸爸也真没办法。女儿还是富有同情心的，在我不干涉她的理想的前提下，她也不干涉我的工作，而且还能把我写的每部书稿的书名记下来，定期向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们报告，她的爸爸大朋友近期在干些什么。

    上了幼儿园以后，女儿的理想又发生了一次转变。进入一个新天地没多久，她就发现了幼儿园老师的绝对权威。老师可以让她当中班第四小组的小组长，也可以在她犯了错误的时候，把她独自一人关在小房子里反省思过。

    她被关在小房子里禁闭过一次，其过错至今未弄清楚。在黑暗的小房子里她大概明白了强权和弱者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对在幼儿园握有“强大权力”的老师产生了由衷的崇拜。

    进入大班之后，女儿毫不含糊地向我宣称，她要当老师了。直到今天上了小学一年级，其做老师的思想依然未变，老师在她眼里依然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并且是神圣伟大的。

    前几天，她放学回来，突然很严肃地告诉我：“爸爸，你们作家也是老师教出来的。”我这才一下子意识到，女儿雯雯又长大了，她既不会跟着我鹦鹉学舌要当总统了，也不会要我在阳台上给她养熟奶牛了，过去的一切，都成了无比美好的回忆，于是，我信手写下了这篇简短的文章，为女儿，也为我的妻、我自己留下个小小的纪念。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想为女儿朋友再写几句话，留待她长大了，走上社会之后再来读——

    不要相信任何标榜和宣言，哪怕这标榜和宣言来自你老子，你也甭信，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定了的事情，就要干好它。要认认真真地干事，正正派派地做人，不要崇拜权势，在人生的天平上，良心比权势要沉重得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