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便道:“就是这样的道理。如百年前,赵有瓷器而别人皆是陶器,那么,是赵氏更为贵重还是别家贵重呢?”
赵侯道:“是赵氏。”
公仲连又道:“百年后,赵有黄金而别人有随侯珠、和氏璧。那么,是赵氏贵重呢?还是别家贵重呢?”
赵侯道:“是别家贵重。”
公仲连拜道:”如今,君上拿着黄金而别人手中有随侯珠,您却说,当年赵氏有瓷而别家只是陶,所以赵氏比别家贵重,而赵氏手中的黄金自然也比别家的随侯珠贵重。这难道不是可笑的吗?”
“您在邯郸所做的一切,固然比起襄子当年在晋阳更加仁义,可也不过是从瓷器变为了黄金。”
“而别家如今也在向前走,从手中的陶器变为了现在的随侯和氏,您却认为您的黄金比襄子手中的瓷器更贵重,所以理所当然比别家的贵重。”
“这便是墨家众人所言的楚人刻舟求剑之意。”
“您要比的,不是昔年的襄子,而是如今的魏、韩、秦、墨、楚等……”
“与您争夺天下的,也不是昔年的智伯、韩虎、魏驹。而是现在的行变法的赢师隙、有文侯遗泽的魏击、变革制度以致屈宜咎逃亡的熊疑、废姜齐而行政的田和……”
“如今有墨家的铁器之利、牛耕之法、三禾之嘉,天下民众的生活比起之前都好了,难道天下的民众都如同当年文王之西岐、勾践之残越、襄子之晋阳吗?按您所言,这天下的民众都该效死而战,昔年文王、勾践、襄子的时候那么艰苦都可以效死,怎么如今反而不行了呢?”
赵侯闻言,叹息道:“您说的对。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实行的政策比之昔年襄子更仁义、如今邯郸的民众衣食比之当年晋阳更好,怎么就不能够如当年那样效死呢?”
公仲连正色道:“人皆求利。”
“上者,上下同义、上下同利,上之心便是为民求利、下之心便是求利,以此上下相合。此为泗上之墨家。”
“中者,上有其利、下有其利,利不相一。而上者与下交换交易,让下得利而谋上之欲。”
“下者,上有其利、下有其利,利不相一。而上者以夏桀商纣之暴迫下者弃己利而死上之欲。”
“最下者。上有其利、下有其利,利不相一。而上者幻想为下者不求利,以教化道德约束人人君子,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下者为道德教化而无私欲,一心死国。”
“此四者,您是不能够做到上者的,那么在中、下、最下中,难道你不需要作出选择吗?”
赵侯不能对,这上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用的。
民众想要啥?
民众想要好好生活,民众不想打仗,民众不想交税、民众不想服役、民众想的,作为君主的怎么可能“上下同义、上下同利”?
墨家能做到,那是因为墨家本身就不是贵族,其中有不少贵族出身的,可都是放弃了自己的贵族身份,投身到利天下的幻想之中。
顺带着,墨家如今就是天下最大的资本怪兽,只不过持股之人是泗上之民与墨家上下,他们的利和旧时代的利根本不同,可以跳出原本的圈,经济基础决定了墨家的“觉悟”。
赵侯作为君主,正如公仲连所言,只能从中、下、最下三者选出来一个实行。
公仲连见赵侯不语,又道:“君上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以为邯郸之民不如昔年晋阳之民。臣有惑,请君上解。”
赵侯点头,公仲连便问道:“昔年,造父随穆天子驾车游于西王母之国时,可能有欲,想要成为大夫,受封于赵?”
赵侯摇头道:“《穆天子传》言,昔年造父驾车,忠心耿耿,并无以此为功而求封赵之欲。”
公仲连又问:“那昔年成子随文公逃亡出国,难道当时有欲望以为将来可以三家分晋自立为侯吗?”
赵侯又摇头道:“昔年成子为文公友,为朋友之义而护送文公逃亡出国,并无分晋之心。”
公仲连再问道:“那么,如今烈侯、武侯,以至于您。若是将来天下大变,赵氏终定天下于一,那么您说烈侯当年在分晋之前,可曾有席卷天下之心?”
赵侯再摇头道:“烈侯之时,魏韩强盛,楚人势大、秦齐多骄,只求能立于诸侯之间,不敢有席卷天下之心。”
公仲连拜道:“如此,以赵氏论,自造父始,难道不可以说是欲望越来越大吗?如您所言,昔年成子不过家臣,得以封为上卿统一军,其后世子孙难道不该感恩戴德吗?”
“民众是人,赵氏亦是人。您如果认为,只有赵氏可以有欲壑之心,欲念不断膨胀,而民众就该清心寡欲感恩戴德,那么,您这是要走最下之策啊!”
“如今天下,变法之声不绝于世。春秋无义,战国纷争,您若是选最下之策,这是灭亡之道啊!赵氏之祭祀,难道要毁在您的手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