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郑国政变死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家族被屠灭,七穆中其余六穆的力量还很强大,分裂出去,可以说驷氏一族是魏韩最不可能接受投降的一批人,所以他们才死战。
以至于之前有人讨论是不是要开城投降的时候,掌握大权的驷氏一族立刻以“谈降则为国贼,皆可杀”的大义名号,杀死了提议投降的一些人。
郑君乙没参与当年的政变,可最终还是因为弑君之人立起来的,魏韩讨伐的名义中也有这一条,郑君乙是希望抵抗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现在天下已经乱了,墨家加快了天下的混乱程度,原本的统治手段已然不能照例统治下去了。
民众一旦开始觉醒,一旦开始接受索要他们应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泗上的那些诸侯国就是个例子:最终亡了国、亡了社稷、亡了宗庙。
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近在咫尺,郑君乙听近臣这么一说,怎能不紧张?
况于,郑国支撑到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根本没法再守下去了。
墨家虽然在组织弭兵会和非攻盟约,可是附加的条件太过苛刻,要实行各种变革,这是郑君和驷氏都不可能答应的。
按这近臣所言,民众抵抗的越激烈,其实他就越能把郑国卖个好价钱。
抵抗一个月,便可以卖个五十里之君,做个附庸。
抵抗两个月,便可以卖个百里之君,甚至会有一座城邑沿承郑国祭祀。
若是抵抗的更久,这个卖价就越高。
郑国不全是他的,还有一部分是驷氏的,所以若是能够抵抗的更久一些,说不定真的可以卖个高价。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投降魏韩是不可能接受的,反而很可能用他的人头邀买人心,以证大义。
这种心思,二十年前的商丘之变中不会产生。
一则是那时候尚无前鉴,旧的统治者们没有接触过新的“造反”方式,毕竟融合了各种经验的适面对的是连“苍天已死黄天当地”的宗教式起义都没接触过的贵族君臣,更遑论更后世的“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有着简单纲领的起义。
没有经验,便不知道其中的可怕。
二则,就是时势易也。
昔年墨家示弱,需要利用贵族和贵族的矛盾、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想办法壮大自己,那时候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和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壮大自己。
现如今,墨家拥有泗上,已跻身为天下诸国之强雄,五年前菏泽会盟、禽子去世之后,墨家的獠牙就已经露了出来,反贵族反君主,根本不再如当年弱小的时候借力打力。
这就使得这几年各国诸侯贵族对于墨家的警惕越来越高,但却又无可奈何,除非各国君主贵族能够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否则实在是难以奈何。
时势一变,主次矛盾也变了,君主们尤其是小国的君主们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开始恐惧于民众的力量。
恍然间,郑君又听近臣说了最后一番话,一番让他彻底坚定了卖国之心的话。
“君上,不久前宋国政变,魏楚韩相战三百年,依旧能够为了防墨而会盟。”
“如今您如果借用民众的力量,亲近于墨家,又怎么能够被魏楚韩所容?”
“就算胜了,驷氏岂肯放弃手中的权力?到时候他们便先要对付您。”
“就算胜了,民众的力量崛起,可这里距离泗上太远,却在魏韩楚包夹之中,就算是您一切都顺从墨家的意思,变革制度、制定大宪,可魏楚韩必要除之而后快,郑国夹于魏韩之间,如何抵御?”
“现在魏韩攻打您,不过是为了利益,土地、人口、财富,这还是可以谈的,只要守卫的住,至少可以做个封君。”
“可若是您过于亲墨,以至于这里效仿宋国制度,那么魏韩必然是不能接受的,将来魏韩攻打您,那可就是为了大义,届时您不但封君做不成,只怕还要被处死……”
“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届时我只怕这句话便是对您说的啊。”
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这句话就是以儆效尤的原来,出于郑伯,又只怕将来再应于郑伯。
郑君乙已然明白,当初墨家来到郑国,郑君设想的是依靠墨家帮着改善一下城防,他明白郑国国力衰弱,也根本没想过要独自对抗韩国。
昔年驷子阳有壮志雄心,那是因为那时候郑国尚且还有和韩国对攻的力量,如今一分为三,魏韩已得其二,这时候便是驷子阳复生也不敢做这样的幻想。
墨家前来郑君欢迎的本意,就是改善新郑防御,能够做到韩国入侵坚守一个月以待魏楚介入,根本没想着什么富国强兵自力更生,那不现实。
谁曾想这一次魏韩合力攻郑,使得局面一下子超出了他的设想,之前慌乱之际答允了墨家的条件,现在想来已经是隐隐后怕。
近臣再这样一劝,他的头脑也清醒冷静下来,心中暗道:“若非此人,吾其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