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变战太平洋

    一、技术方案变化：重设三个靶场

    一个不情愿的选择：两次远洋重点调查选择的靶场01区一土斯卡罗纳沙洲被迫放弃！这说明两次远洋一百多天的大洋奋战白干了，那里还有）“向阳红五号”船发现并命名的“向阳礁”呢。

    首次远洋和第二次远洋先后考察的01区，是南太平洋中唯一一处在其他岛国管辖之外、水深又相对浅的海区。但这个靶场经过两次远洋详查后的水深，仍然平均在000米左右，按设计要求低于000米的浅海区域面积不够大，最终确定不符合作为基阵声呐技术要求水深应低于000米的硬性条件。同时中国“向阳红”编队两进太平洋紧盯着一个海区考察，已引起了周边国家和美苏两个大国的高度注意。外交部通过有关途径侦察回来的情报是，“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已经登上了美国某军事杂志的封面。事实上，在“向阳红”编队第一次和第二次太平洋调查中，海上越来越复杂的斗争形势也能见出端倪：第二次远洋就比第一次远洋面对美、苏侦察干扰要大得多，强烈得多。难以真正保密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大洋进行过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中国“向阳红”编队突然两次远渡万里到南太平洋进行重力、水深和水文气象测量，作为“过来人”他们不会猜不到中国人的意图，也容易找出中国人开展这项调查的弱点。

    历来不乏战略智慧的中国人，在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两次远洋，已拥有成熟的经过了两次远洋检验的远洋调查技术的基础上，做出了在不同海域再设三个区以备选择的决策。时间不等人了，初定这三个区用一次远洋约三个月的时间全部完成考察任务，仍由“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二号”船两船完成，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批准了第三次远洋任务。这三个靶场的地理位置设定完全脱离了库克船长当年精心考察过的太平洋岛礁浅水区，甚至有的区域设定没有限定一定要在10000千米以上的空间跨距上。

    第一个新靶场，称为0区，设在所罗门群岛南端与斐济群岛之间的次深水区，预计平均水深约在000米左右，远离国际商业航线，中心位置距01区约700千米，东距斐济群岛约400千米的公海海域，最南的考察线段，达到了南纬17度，与斐济群岛处在同一个纬度线上。这一区域在国际关系上没有第一区复杂，周边的斐济和所罗门都是英联邦独立主权国家，其中斐济已与中国建交，所罗门正寻求英联邦旗下的独立19787月7。

    第二个新靶场，称为0区，设在图瓦卢（埃利斯群岛）以西，中心位置距离埃利斯群岛约700千米，最近约500千米，最南的测量线段达到了南纬11度。这里国际关系更为简单，只有图瓦卢一个英联邦独立国家靶部完全在海上远国以的吉尔伯特群岛（又名基里巴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攻打马绍尔群岛的跳板，美国只在太平洋战争时在这里设过军事补给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撤销。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在海参崴，更是路途遥远，不派出特别航母舰队远征，难以对中国的洲际导弹发射试验行动产生威胁。

    第三个新靶场，称为04区，设在赤道以北，贝克岛的西北方向约800千米左右，中心位置在北纬零度和西经17度左右。这一区域处在中太平洋海盆上，远离国际商业航线，基本都是4000米以上的深水区，国际关系只有美属的一个无人居住的贝克岛相邻，但东北距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总部夏威夷岛约500千米左右。与前两个新设定的靶场相比，04区只是一个掩护区或者是一个预备区，“718工程”的核心专家们和“向阳红五号”船的考察人员都知道，那里不作为重点考察。

    参加第三次远洋的“向阳红”编队两船出海人员40人，其中“向阳红五号”船51人，“向阳红十二号”船89人，两船分别于1978年月14日和15日在广州起航，穿南海，过苏禄海，从棉兰老岛南部东进太平洋。一路美国反潜侦察机，每隔一两天就来一次，还有一些不明国籍的侦察机骚扰。总指挥仍是张瑞禧，“向阳红五号”船长也还是倪树森，他们有过第二次远洋时对付美、新等国侦察机的骚扰的合作后，心理上更加成熟了，有时还开玩笑地把这些骚扰说成是“美军给中国编队义务护航”，弄得我们的总指挥张瑞禧“怪不好意思的”之类。“这么大的一条船，要那么小的一架飞机护航，又不给工钱油钱，好意思吗？”这位经历过的老指挥，在对海好像美国佬真的被美元“烧”得不行了，非得往太平洋扔似的。

    4月日，编队进人0区作业，在斐济东部海域考察了18天，又转到0区和04区，经过40多天的连续苦战，5月1日完成全部三个新设区的科学调查作业，5月0日返回广州。全程78天、航行0100余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赤道航行一次。第三次是历次远洋中时间最长，最有实际成果，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次。

    如果说，为完成“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而进行的中国远洋调查，第一航次是探索性的“线性”作业，第二航次是进人实战的“平面”作业的话，那么，到第三次远洋的时候，就是合成军的“立体连续”作战了。可惜的是，这么一次艰苦而卓有成效的航程，却没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随船，甚至船上照相机只有一两架，还是黑白胶片的，没有留下这段历史的珍贵彩色画面。

    二、国产卫星导航仪“出镜”了

    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靶场的选址考察，与元朝的汪大渊、明朝郑和下西洋不同。当年这些航海先驱者是沿着汉、唐、宋、元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运输的近岸航线，向东南亚、印度洋航行的。汉代丝绸之路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点是今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土旺村，由徐闻土旺村海角渡南海也是沿着北部湾海岸的岛屿南下的。只要知道这些岛屿的地理位置，用光学的方位仪加罗盘就可实现地理坐标的定位，不会迷航。汪大渊如此，郑和亦然。郑和还有牵星板和《航海图》。航海上的陆标定位，是古代中国航海家们主要的航海方法和技术。

    但是太平洋里大多数情况是没有陆标，甚至也没有其他海上标志可以参照。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到处都是动荡的海水，到处都是一样颜色，靠什么确定船舶航行的位置？特别到了作业区，洲际导弹试验要求考察作业站的地理位置要十分准确，地理位置准确，所测量的地球物理数据就准确，而且地球物理数据准确，导弹的命中率就高。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伊拉克战场常听到的“精确打击”。

    早在“向阳红五号”船接受首次远洋的任务前，中央专委“718”办公室就向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部借了一台卫星导航仪。这台卫星导航仪是勘查海洋石油的需要从美国进的，当时正在东海勘探石油，接到中央专委调用的通知后连人带机从海上抽了回来，支援太平洋调查。目的是要为洲际导弹选准弹着点。

    航天、航空和航海的精确定位技术，是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高科技领域。通过卫星来确定地球上的地理坐标，是0世纪60年代以来由美国和苏联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精度地理坐标定位技术。第一代导航卫星就是美国的子午卫星导航系统。早在60年代初，美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导航卫星“子午仪18”，1964年这套系统交付美国海军使用。该系统由均勻分布在6个近圆形近极地轨道上的6颗“子午仪”导航卫星组成，轨道高度1100千米，周期107？108分钟，在飞行过程中卫星每隔分钟同时以两个非常稳定的频率向地面发送导航信号。地面用户可逐次利用不同的卫星来导航定位，平均每次定位时间为8？10分钟。用于军事导航的定位精度在6米左右，通过多次定位可达米以内。这套导航系统于70年代开始转为民用，所有美国在海上的船舶、飞机和石油平台都可以用它来定位。由于当时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向阳红五号”船只能借着石油部的美制“子午卫星导航仪”完成了前两次远洋的船舶定位。第三次远洋时，中国通过有关途径为“向阳红五号”船从加拿大进了一套专用的“子午卫星导航仪”，这套卫星导航仪也是借用美国的导航卫星而研制的子午仪接收系统。这套系统安装到船上，进行过调试后就不准备从石油部借“子午仪”了。

    可是，中国的技术引进之路是曲折的，中国采用多种途径来解决国防科技的一些难点问题，或许是美国人早有预防，或许是加拿大人仿造技术不过关，这套仪器在港内试验时，有加拿大仪器供应商派出的技师在场，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可是到了海上就一直不够稳定。“卫导”的核心部件计算机是美国制造的，用的是较为低端的一种计算机，工作时间稍长一点就“罢工”。三名专门培养的（无线电）工程师梁灿、邹锦元、高进，加上两个国家海洋局培养的技术人员缪文波、郭君，也驾驭不了这台时冷时热的子午仪。到第二区作业还未完成时，这台广东籍小伙子们称之为“流嘢”产品就彻底罢工了。10万美金啊，就这样躺在那里！在“卫导”室，工程师们把气憋在肚子里，脸涨得通红。张瑞禧总指挥看着“卫导”死了，拉着长脸，坚硬的脸部肌肉微微跳动。大家不敢发一言，也无言可发。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卫导”工程师们的工作不力，也不是加拿大人的商业欺骗，也不能光怪美国人卡脖子。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战略利益谁敢怠慢？中国人要搞出自己的战略武器来才有人听你讲话，要搞得出卫星导航来，海军和船队才能走得出大洋啊！

    对于张瑞禧总指挥来讲，问题还不是10万美金没有了的经济损失问题，关键在于0区和04区的考察作业没办法完成。即使借用其他低端的定位手段完成了任务，也不能放心地确认。因为地理位置不准确。这台小小的卫星导航仪的故障，影响着远洋任务的整体进程和资料的质量问题。张总指挥的性子急，战争年代，他当营长的时候，一次战斗胜利，缴获了一些美式的无线电设备，他不会使，就叫几个有点文化的战士去摆弄，老半天还搞不出名堂，他一急，扒拉开人群，自己就去捣鼓。可是，像“卫导”这样一台仪器，计算机系统控制，电子集成块已开始应用，绝不是收音机之类无线电设备那么简单了。张总指挥瞭望海天，一脸的无奈和焦虑。

    但是，就在“向阳红五号”船借助香港公司引进加拿大卫星导航仪之前，为了跟踪世界新的导航技术，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我国早期无线电专家温启祥（后来解密后才知道）的策划下，投人了一部分科技人员从事卫星导航的研究开发工作。这种研发在原理上仍采用美国的技术路线，也利用接收美国子午仪上的卫星导航信号，只是硬件全部或大部分国产化。这种仿造外国先进工业产品的行为意识，首先起源于毛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号召，近期目标在于节省紧缺的外汇资源，长远的意义在于跟上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战略上最终不受制于某些大国。毛泽东号召产生的热情，加上国防科学和工业的体制优势支持了相当微弱的电子科技领域的原创行动，1978年月，三名来自西国部研究研究所的工程师带着一台仿的国卫星导航仪了“向阳红十二号”船上，他们想利用远洋实战的机会，考验一下这台仪器。为了防止出故障，他们特意带了许多的备件，而且出航以来，他们一直与“向阳红五号”船上加拿大制造的“卫导”接收。

    在“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指挥室里，一个大胆的方案提出来了：用“向阳红十二号”船的试验“卫导”作为主力中心定位，再用“向阳红五号”船的雷达测量“向阳红十二号”船定位时刻与“向阳红五号”船的距离，这样在两船保持同一航线上航行时，就可以较精确地推导出“向阳红五号”船的船位。工作做得仔细时，也能够保证作业精度。这个想法是航海长刘汉录提出来的，而保证作业精度的担子也落到了船长和他的身上。

    张总指挥在指挥室拍板定音，而在几千米以外的“向阳红十二号”船的卫星导航仪试验室却开了锅。工程师们不是担心任务重了，完不成了，而是兴奋了。在他们的眼里，当决定由他们顶替进“卫导”进行定位测量，而不仅仅是试验之后，就意味着这顶“中国没有卫导”的帽子被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当时为完成太平洋科学考察任务，在船舶定位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套试验用的辅助设备一国产“奥米伽”系统。它是温启祥所在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二十研究所和七机部广州750厂在美国封锁卫星导航技术的前提下，跟进欧洲先进科学技术，仿制的另一套远程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是无线电长波定位“劳兰”技术的扩展。“奥米伽”在全球几个大洋大洲各自都设立了大功率超高天线的长波发射台，远洋船舶接收两个以上的发射信号就可以确定船舶的位置了。这种技术当时在欧洲已广泛应用，只是接收机对中国封锁，也很昂贵。中国通过香港商贸关系进了一台“奥米伽”样机，广州750厂就按照这台样机仿造了第一台国产“奥米伽”定位系统。这套定位系统也作为“向阳红五号”船第三次远洋的辅助定位设备上船试验。

    广州750厂的三个技术员将这台高科技设备安装在驾驶台一侧的一个小房间里，可是无论怎么折腾，就是不如人家美制的卫星准确，仪器的硬件性能也很不稳定。只看到他们几个人经常打开机箱测这个焊那个，累得满头大汗。负责这台仪器的老沈是个杭州人，说话“嘟嘟”的，碰到人就说“不好意思，又坏了”，大家有时还戏称他“又坏了”。要不是仿制“奥米伽”不争气，说不定西安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二十研究所就不会上国产“卫导”研制项目了。就如同“向阳红五号”船引进的加拿大“卫导”不坏，就不会有国产“卫导”“出镜显摆”的机会一样，事物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因因相借地演绎着。

    令人惊讶的是，本来认为不稳定，也会像“奥米伽”定位系统一样“又坏了”、“又坏了”的国产卫星导航仪，居然就在中国工程师们的手下变得稳定了，争气了！这台有五六个大机柜，几乎占据了“向阳红十二号”船整个迎宾厅（约0平方米）的国产子午仪，一直坚持到最后完成任务。这台“卫导”的贡献是巨大的，用一吨黄金做为英雄奖章颁发给“卫导”的设计者和操作者也不为多。但是那时候的国防科技人员都有极强的保密意识，对个人在科技领域的贡献也不事张扬，这份贡献究竟来自何人？多年后，我们才从一个简单的报道中看到，这套国产卫星导航仪，是由上海一个叫做温启祥的无线电专家主持开发的。

    据有关媒体介绍：“他是我国最早的导航技术专家，中国无线电导航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为开拓和发展我国航空导航、航海导航、卫星导航与飞机着陆引导诸系统及其技术作出了贡献。由于他的卓越贡献，不仅使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调查所需要的卫星导航船位得以实现，也由于他坚持不懈的开发和创新，从70年代起我国就跟踪发展了国产的导航技术，从子午仪到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PS）用户设备，已有多种型号、多种用途的卫星导航定位仪投人使用。同时还研制开发了卫星奥米伽等水面与水下等组合的导航设备。”

    三、深海“淘宝”

    第三次远洋把0区、0区作为考察的重点，所以出航后就直奔斐济群岛以西的0区考察，完成后再进人到0区作业。很显然，当时国内的技术条件仍然没有摆脱美国曾经采用过的基阵声呐模式，即把岛礁浅水区作为试验靶区选择的技术模式，当时0区在靶场设置计划中还并不是重点考察区，而是作为预备靶场考察设计的（后来到了第四次远洋前，才决定把0区作为第一颗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列人再次验证性考察，第四次远洋就成了“定点之旅”）。

    0区设在埃利斯群岛以西约800千米的海域，这里完全没有岛礁，没有浅水区，最浅的都有000米左右，最深的地方达到40005000米，这是“向阳红”考察编队三次进人太平洋以来，在作业海区选择上，设计的第一个深海区，当时是作为预备靶场或战术掩护而选用的。也许靶场调查方案的设计者们早就有预想，也许纯属偶然，中国的海洋科学工作者在这片深水区里获得了一个深海探宝的机会。

    由于前述的“卫导”故障的原因，0区的作业做得非常艰难。在美、苏和英联邦的飞机、船的侦察干扰方面，也与前几次远洋不同，有时是面对面“肉搏战”。在一些连续站，考察队员们要连续工作0多个小时，苏联侦察船就像苍蝇见了蜜糖似的，粘上了就不走。抗议、拉汽笛警告，驱逐也不起作用。“向阳红”编队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这些被钱烧得不行的海洋大国们的“贴身保护”。但是全体出海人员都有一个信念：这是为中国民族的强大，为祖国的崛起而做的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做或能够做的，是中央领导和全国亿万人民交给的任务。不管多么苦、多么累、多么危险，都要完成洲际导弹靶场的测量任务，这是铁定的。

    “向阳红五号”船水文分队里有一个地质组，组里有七八个人，大部分都是从各大院校调任或分配而来的知识分子，是军人占多数的“向阳红五号”船属员中的“另类”。当时在称谓上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大家还不怎么称呼他们为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他们的确是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海洋科学家。

    地质组的组长是林应信，这位有点广东潮汕音，在中山大学地理系地质专业毕业的中年人，却是广东人里少数的大方脸和硬脾气。他几乎参加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所有国家和地方组织的海洋地质考察任务，足迹踏遍了中国沿海，特别对华南沿海更加熟悉。他也是“向阳红五号”船组建时的第一批地质专业工作者和业务主管，参加了首次和第二次远洋。在首次远洋期间，他所在的专业组，第一次从1907米水深处抓捕到深海地质样品。第二次远洋中，他们又打破了自己创造的中国第一，从600米深水区抓捕到了地质样品。也许是受前两次远洋地质调查成果的激励，第三次远洋中，远在北京的海洋学家和地质学家们愿意由“向阳红五号”船的地质工作者做一个探索，通过一台新安装的6000米国产电动地质绞车（由钢缆、可控电动机和采捕器组成）在深海大洋里抓捕锰结核标本，圆就中国地质学家们的百年梦想。

    锰结核，是100年以前重大的海洋发现。187年月18日，英国“挑战者”号调查船在进行环球科学考察时，在大西洋中部加那利群岛西南00千米的费罗岛海域用拖网采集洋底沉积物样品，偶然发现了一种类似鹅卵石的硬块。硬块表面颜色呈暗褐色，直径多在15厘米不等，重量从几十克到数百克不等。此后“挑战者”号上的科学家们又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其他的一些海域采集到了类似的黑色鹅卵石块。这些黑色鹅卵石样品被送到大英博物馆收藏起来了。大约过了10年的时间，在188年，英国爵士约雷默和地质学家雷纳教授才较为系统地对这些样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表了研究报告。因为这种黑色硬块的主要成分是锰，把它正式定名为“锰结核”。1961年，苏联“勇士”号海洋考察船在印度洋的深海底，再一次发现了数量颇为丰富的锰结核，后来，又在夏威夷西南部水下800米的地方捞起一块重达000千克的锰结核。

    科学家们通过这些从各大洋采集到的锰结核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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