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我满心的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不需要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如果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就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更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也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都标着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老师又问:“哪一课?”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看过几遍了?”“两遍。”“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来,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给我们听。”被老师叫起来,我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妈妈要离开家……”
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十分羡慕我。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当他某一方面的“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被夸奖,他心里自然是充满骄傲的。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讲课时,照例先叫我起来讲给同学们听。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要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的学生,喜爱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后来,语文老师的这一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过我们班听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正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洗掉。
我看见她的样子,忍不住落下泪来。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过去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不久,她跳楼自杀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