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矫情的闲话

，他们岂敢乱说矫情？先混个脸熟，让你掏点孔方兄买些并不“洛阳纸贵”的图书音碟，才是其最大的矫情了吧！

    矫情是舞文弄墨者永恒的主题，虽然大家都隐忍不言，只因“潜规则”如此，不能彼此坏了人家好事，才可以在道上混个吃喝。欺世盗名的道，与孔子说的“盗亦有道”的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量齐观的。

    白居易读老子道德经后曾经写过一篇诗歌：“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窃以为：不能单纯从批评前人角度，去曲解作者，并借题发挥，言外之意不言也可自明。大抵是感慨所见矫情文章盛行于世，抒发白居易个中怀抱与机杼了吧！

    如果说往古代去追溯，因文言与白话的隔阂，只能管窥与蠡测。那么用白话文书写的文章，不矫情的大家并不多见，仅就我心仪的几位妄言之。

    因拜谒过马一浮（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在杭州花港观鱼的别墅，详细阅读了马老的诗歌，例如：“佛地人间有，心如万法忘。山深无客至，坐久觉花香。竹影寒相对，茶烟静不飏。楼开弹指顷，何必羡西方”字字珠玑，如方外禅师点化冥顽之人，那样醍醐灌顶般清澈。

    我特别钟情并流连于弘一法师出家的虎跑，每每在青山素水怀抱，读着他纪念馆里的字画，忘记时间流逝。除了耳目能详并传唱的送别，他的书愤诗，也纯净如天下第三泉，无一丝杂质入眼入心。“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趄庭有笑声。”

    最耐人寻味的，当是在学术界有“教授的教授”之称的陈寅恪。我们只需读懂他只字片语，足以烧尽自己平生所学的糟粕书了。他在五十六岁生日时写三绝之一：“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当是其极度孤独寂寥人生境界的写照，是对人间矫情文字的大慈大悲与彻悟了吧！

    我以为：文人相轻是最大的矫情。因为文人与俚俗之人，同样寄居人世，所谓“世故”就因在世之故！伪文人与御用文人，自古以来就每有井水处就俯仰皆是。在提笔运笔的一刹，倘若偶尔想一想，那些堪称真正文人的先贤谆谆告诫，至少不至于用矫情来蛊毒自己，更不贻害殃及读者！

    杜甫告诉我们“在山泉水清、在世泉水浊”；陶渊明隐逸于桃花源了，留下了“归去来兮”的奇文；济公尽管外表邋遢龌龊不已，腹有锦绣气自华，时时吐露出“愿把西湖做酒池，一浪过时喝一口”的豪迈！钱钟书著作学贯东西，姓钱而拒绝钱财的腐臭；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告诫我们“人生识字糊涂始”；陈寅恪也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

    世界上只有名与利两条船，当我们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有庄子鼓盆而歌的气度，对待自己捉刀弄笔生涯，当是最大的幸事了。

    我最喜欢的直面死亡时写下的文字，试金石般甄别着矫情与真诚的含量与配比。颜真卿的祭侄文，也是涂抹之处殊甚、败笔比比皆是，虽然被公评为王羲之兰亭序之下的第二行书，未尝不是在书法界盛名不及后者使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也同样没有一丝矫情，醇厚的感情让人读了心灵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只是如京痞子般，用嘴皮子上的矫情，街头里巷消磨时日也就罢了，并不留存点墨寸笔，那当是自诩为文人之辈的莫大德行了！

    不妨如我，只拉杂地写点闲话，只聊藉此生，却不营营以求那文字之外矫情的格外馈赠与厚睐，也不说其他所谓“文人多矫情”的怪话，只愿在本已是非多多的白纸黑字里，少留痴言妄语，那就算写字者的最大斯文了。

    写到这里，想起数日前自己口占的打油诗，作为本文结语。

    文人是非文人写，自古矫情此时多。

    新桃换却旧符时，风月无情雪花飘。

    2010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