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塑艺人高师傅

    　　这也是一个莺飞草长，乍暖还寒的季节。天灰蒙蒙的，雨丝稠稠糊糊，让人情愁意郁。又身处异乡，面对凄苦的一家，沉甸甸的内心好不惆怅。此时，我乘他家正在张罗丧饭之间，徙步到门外古河畔，面对几百年来承受惠山涧水冲涮的班班石堤青苔，思绪缠绵

    受街道组织派遗，匆匆乘火车驰达江南名城无锡为一个老艺人送葬。老艺人姓高，是个典型的苏南汉子，矮墩的个子，黄松多绉的面庞，厚嘴唇，宽鼻梁，板牙外翘，声音浑浊，低眉顺从但微含倔强的模样。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来到相隔几百里外，跨越二省的运河末尾钱塘充当传授泥塑师傅的。起因很简单，在文革刚结束，蕴藏在人心的活力开始苏醒，喜欢外跑尤其钟情杭州的宜锡常人群，频繁地出现在西子湖畔。那时，个人旅游无从谈起，要出来，大多找个理由。街道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组织，多种职能赋身，套居俗话“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枚针”的针屁股眼，你要挂什么线都是名归姓实。特别街道当时普遍面临大量的回城青年的求业安置，那么如何大力发展街居经济，更多的吸纳青年就业是重中又重的任务。如何办？取经验学方法是最为便捷的路径。于是城区间的在这方面的经验交流成为一个时尚。无锡市惠山街道余书记是个充满精力、思路开拓且十分热情的性情中人。他好客豪爽，喜欢热闹和追求新潮，又不安心现状，能力强敢于“摸石头过河”（后来他犯错误受处理与这种个性有一定的关系）。他率先组织了居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共一百六十多人浩浩荡荡来我街道学习取经，此事对时值还相当封闭的下城区（我街道所属上一级）甚至整个杭城城区都是不小震动。受此影响，接下来下城区各街道也纷纷组织外出取经，形成一股对口联谊的热潮。（这个传统应讲至今仍在持续，街道间的年会和各种协会、探讨会及各项活动还在火炽进行，当然形式和规模已不能昔比）。试想，从未出过市的基层人员，能如此外出学习取经，实在是众所拍掌的好事。来而不往非理也，我街道也立即积极响应，委派一批批人员到各地对口交流，建立友好街道，开展经济合作。高师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请来我街道传艺的。他家住在惠山街道，惠山街道是无锡泥人的发祥地，也是生产和经营的中心。惠山街道其实无论规模和居住人口、经济总量都与我街道不好比，是一个相对小的街道。但余书记自视很高，是当时街道这股潮流的领衔人，他要输出他的产业，无锡泥人产品首当看好。但我们街道视这种玩意儿的东西并不很在意，因为那个时候旅游产品还没有市场，群众的消费观念根本还未顾及到除了吃用以外的工艺品物件。出于礼貌或作为来来往往交流的一项成果展示，也接受余书记的慷慨，组织五六个人，设了个小组，请余书记派人来传授制作无锡泥人。就这样，高师傅带着他的“戒子婆”（无锡人称，即老婆）一起来了。

    我当时是工业公司经理，泥人组设在我治下，我是主管。从联系，开办，找人，请师傅及资金材料场地等等都一手操办，包括来的人生活安置。在与高师傅夫妇接触中，我了解，其实高师傅原本不是从事此行业的，这里涉及到中国文革极左时期的一椿十分荒谬又祸害惨重的事件。大约在七十年代初，也就是当时的一号文件下达不久，辽宁省辽阳市为疏散城市人口，率先提出“我们也有二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创举。开始是针对城市里无业的，把他们驱散到农村，安置到公社生产队劳动，自食其力。其实由于文革对生产的破坏，经济一片萧条，除大批青年人上山下乡外，仍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就以此方式来减轻城市谋生的压力，把困难抛给农村。此经验经中央推广各地，且越演越烈。许多城市将所谓的“内控”人也列入下乡名单，举家搬迁，上演了古今中外都罕见的运动。江苏省革委会为讨好，尤其卖力。他们下达任务、设置方案、制定名册，组织动员，集中将宁、锡、苏、常、宜、杨、镇等中心城市的所谓闲散人共二百多万，敲锣打鼓，胸戴大红花，光光荣荣用机帆船一批批送到苏北盐碱地自食其力！那光景，整个苏南沉浸在浩劫之中。设想祖辈世代居住在城里的人，整家搬迁，生活起居的硬软物件，要变成能装载携带的行李，且数量限止，准备时间只有三天（包括办理动迁的一应手续和亲朋之间必要的告别），你说该这么个乱字。当时如果有投资的理念，那怕是一套租传的红木家具恐也只要几张毛票就能拿下，说不定对方还千恩万谢呢！高师傅家也是其中一户，他是塘瓷厂老工人，在着色车间作彩绘的，还是一个把桌师傅。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前题下，行业专家都不屑一顾，区区手艺人更不在话下了。他是在上班时被车间书记叫到办公室的，宣布被光荣地批准加入到农村创业革命队伍，还当即让他写了份“自愿要求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申请书”（当时动员都强调要自愿报名）。三天后，他带着在街道工厂工作的老婆和二个尚在读书的女儿（大儿子已成家，幸未中选）披红戴花落户到盐城农村。我曾经问过他，是什么原因会遭受此故的。他吭哧吭哧地咕罗了半天，二只粗大的手掌不仃搓动就是讲不出就里。还是旁边心直口快的高师母讲了句“老实木头，代人顶数的！”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计划经济年代，作为政治任务各单位都有完成指标额的。但总是捱上“条件”不可能八字没有一撇会轮上的。此疑团在我吊唁空隙与他大儿子谈起时才得知是阶级出身。原来他从小过继给大伯，大伯是地主，高师傅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混进工人队伍的异已分子，真还不能一个老实就可解答。不过顶数也是可能的，原本普通工人属可去也可不去，不是硬杠杠，单位为完成指标被列入，自己又不抗争，因故也就明了。

    社会大的冲动事件，只要尘埃落地，他的负面效应也就出来了。特别是波及大量城市人口外迁，民生诸问题是日常面临，引发的矛盾就多方面的了。如户籍、入学、生老病死、就是原初设想的劳动谋生不吃闲饭也不是那么容易。苏北本身就是生产率低，自然界条件差，社员分配微薄，许多地方养活自己也难，呼啦啦来了一大群城里人，说白了是要在他们口中刨食，当地原住民的抵触可想而知。盐碱地开荒更是一项得不偿失的事，土地贫脊，投入巨大，要的在短短几年里自力更生是根本不可能的。随着原属地方政府的补贴日益减少，这些人的起码生存都出现危机。文革后期，许多人实际上都又偷偷回城，特别是年轻人，街巷里弄到外能见到他们无奈和浪迹的身影，成为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到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很快形成一股返城风潮，政府也面对现实，最终作出全部回城的决定，终止了这场祸国殃民的闹剧。高师傅夫妻就是这样又回到无锡老家，他幸运的是虽然自己老房已没有，还不象其它无数人失房又投亲无靠住在搭建的临时“窝房”（当时无锡城遍布街巷一大奇观），与儿子一家挤在一起。工作自然没有，幸亏他原有彩绘的技术，夫妻就安置在街道兴办的泥塑厂里生产以传统“无锡阿福”等聊以生机。高师傅必竟是有根基的，也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后派到杭州来传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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