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我的快乐

老师讲课不好会被赶走的，这是张岂之校长上任后的新举措。

    记得有一个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的英语老师给我们英语快班讲课，每次必讲的都是一个小偷在公交车上偷了一个老太婆被抓住的英语故事。结果时间一长，学生都不愿上他的课了。有一天上英语课，老师进教室一看学生只有一个认识，教室坐的全是其他上自习的学生，这个老师后来硬是被赶走了。四年我们赶走了三、四个水平很差的老师。

    我们上课最爱听的是讲现代文学的周健老师讲徐志摩等现代作家（诗人）的私生活了，她虽然一口福建话，但时间长了还是能听懂的。教当代文学课的蒙万夫老师一口兴平粗话，但是大家爱听，据说蒙老师后来因喝酒死在了家里的卫生间。教西方文学的杨昌龙老师谈起法国女郎和巴黎时尚来，唾沫星子乱溅，好像他和法国女郎共过舞似的。最好笑的是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还是不要说她的姓名了）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常常把“裸体”念成“ke体”还有一个讲当代文化作品选的老师经常把“驰骋”念成“驰聘（骋）”好像中文系这类白字先生有好几个，据说后来大多竟然还当上了教授、副教授。

    游行

    象全国许多综合大学一样，西大学生的正义感以及关心政治、忧国忧民的蒙胧意识还是很强的。记得第一次是一个学校子弟把一个研究生打了，于是全校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挑着血衣服去省政府静坐，李庆伟省长不得不出来接见了学生，后来这个子弟受到了处罚。

    第二次声势浩大，大概是1986年，主题是抵制日货。据说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搞的，后来形成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记得当时学校贴满了大字报，好像罢课了几天，学生宿舍每个窗户都有学生敲着脸盆。后来有一、两千人集体从学校西门出去游行，连警察也不敢挡，当时我看到警察拿着步话机喊：“学生进城了！”先是到省政府静坐，后来又去交大、西工大、师大等学校声援，走了整整一天时间，有几万人，西安的交通整个处于瘫痪状态。好在，警察没有动学生。

    听说因为后来发生了更大的事（这里不便说了），每年一到敏感时间，西大都成为被重点监控的对象。好象现在没这事了，学生也不太关心政治了。

    卖书与买书

    我们班有几个购书狂，我就是其中之一，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书店。那时候西安最大的是钟楼书店，书全是几毛钱、一块钱左右一本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贵了些，所以常去南院门的古旧书店，这个书店好东西很多，现在依然经营的很好。几年下来，光书就买了好几千块的（相当于现在几万呢），不过我一般只买外国和中国古代、现代文学名著，基本上全买了。还有一些另类哲学家的书，如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弗尔巴哈的哲学集等。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尽管还只是萌芽状态。毕业那年，我联合了两个同学想挣点钱，所以经常去系上看有没有出版社发来的信件。后来发现了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的尼采的书的征订单，当时国内还没有公开发行尼采的书。我抓住这个机会，三个人凑了四百多块，进了一批尼采的瞧，这个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等，卖书是有学问的，我当时用红广告色在一张整开的黄纸上写着“论女人”的广告语，结果吸引了许多学生和老师来买，有的老师不好意，还托学生代买。这中间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有一天我们去师大卖书，跟师大管市容的黑狗子还打了一架。不过，这次效果不错，三天每人挣了快二百块，相当于当时本科大学毕业生三个月的工资呢！这也算是一次社会实践吧。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就这么过来了，有高兴的事，也有伤感的事，每遇到毕业五、十周年这种活动，大家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似的。

    今年我们毕业二十周年了，现在是物是人非，有的同学还不到四十就在电视台的工作室为自己画上人生的句号，其他人还在奋争。

    人生就是这样，生命最后会在奋争中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