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让出总统之位的问题令我思考了很久,这到底是他的美德还是他软弱性的体现,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
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让位的原因一是迫于压力。这体现了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的软弱,他们应该坚持与帝国主义及袁世凯作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让位的另一原因是为了实现共和,推翻清室。目的是好的,但这个目标是否太短浅了?实现了共和制,革命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吗?这样的革命也太不彻底了。
另一个问题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否能以牺牲本政治集团利益为手段。政治与利益是密不可分的,许多政客为了利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而牺牲本集团的利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手段。在让位事件中,现在看来,革命党的动机是高尚的,但其行为也是为了达到自身的革命目标,只不过手段特别,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也算马基雅维利主义?
还有,假如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革命的、先进的势力,那么让位就是一种让贤,从本身目的到实际效果都无可非议。但事实上,革命党才是代表人民利益,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进势力,北洋军阀是反动势力,所以革命党向北方势力妥协就是一种反动。也说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极其模糊。
让位究竟是迫于压力的因素多,还是让“贤”的因素多不得而知,但从人性的角度,孙中山不为自己谋利禄的高尚品德值得称颂;从政治家的角度,其行为并不高明。
“让位”看起来既道德又软弱,难道这二者真的难以区分?难道真如尼采所说,道德是弱者无力的呐喊?当然不是。问题在于,道德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一味地退让,它也应从大局从长远着眼,我们应该追求包含智慧与力量的道德,而非盲目的善。
政治活动中,大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明争暗斗,很多时候是难辨是非对错的。
有企业家说:挣钱是商人的道德。那谋取利益是不是政客的道德呢?
对该问题的彻底解决,有待于我对历史的进一步了解和对政治的进一步认识。
中国人的心智都花在了作官上。悠久的历史传统让我们不觉得“官”是一种与工农兵学商平等的职业,而是一种荣誉,一种福利,一种地位,一种光耀门楣出人头地的手段。“官”字有如此之多的功利色彩。这样的观念注定了辛辛苦苦爬上官位的人,不惜冒着违法犯罪的危险,捞取名利,实现各自心目中“官”的应有含义。他们自称“民之父母”对老百姓颐指气使。
任何严重的事态定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造成这种状况,老百姓不无干系。当他们取得了他们应有的权利时,他们高呼“青天大老爷”用微薄的收入置匾一块,上书“爱民如子”这种场面总让我心里不是滋味。近代社会“自由、平等”的思潮在古老东方的大地上,仿佛没有掀起什么风浪。
官僚阶层只不过在社会上扮演了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社会分工不应造成社会分级。
来法大已两年多了,对纷繁芜杂的学生刊物早已麻木,而在我心里始终为一份刊物留有一片天空,那便是团刊——青春法大。
不独是我,室友也对这份杂志青睐有加,每一期青春法大出版,我们都争相传阅,兴之所至,还高声朗读,以奇文共赏,于是在孤独的昌平留下了一串串笑声。这份快乐当然要归功于团刊。
身为学校的官方刊物,青春法大有着雍容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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