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固可以不实货焉可以不真

    ——对余秋雨历史散文的一点质疑

    一石击起千层浪，自从余杰质问余秋雨先生为什么不忏悔以来，对余秋雨先生的批判一度几乎成为国内唯一的文化热点，人们口诛笔伐，各执己见，把余杰引发的批判逐步推向深入。现在看来，虽然其起点未免有些粗糙，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场批判还是振奋人心的。至少，后来从学理上对忏悔的讨论还是颇有启发性的。

    在这里，我不想——当然也没有资格历数那些讨论的得失，我只是有一点困惑：当年的余秋雨先生的所作所为即便真的很有必要作以清算，难道其重要性还会强过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不成？我们为什么总是要纠缠一个当年年轻的余秋雨，而忽略了今天这个在文化界与学术界更有感召力，也更有身份的余秋雨先生呢？为什么我们也像当年余秋雨先生等左派文人那样对别人的过去——即别人的历史问题——更感兴趣而忽略一个人——具体地说就是余秋雨先生——的今天呢？

    有鉴于此，那振奋人心的争论因为只是些围绕陈年旧帐的话题，所以也只能是振奋人心而已，可不管我们的心如何振奋，我们总还是要面对今天的。今天，余秋雨先生要求余杰“身后的人”站出来；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再坚持让余秋雨先生忏悔（其实忏悔本来就不是别人要求的事儿）；今天，如果余秋雨先生不过分坚持要与余杰反清算，那场争论似乎就结束了；今天，余秋雨先生仍然活跃着，不同的是，余杰也因此活跃着；今天，似乎没有人再为谁应该忏悔，谁不应该要求别人忏悔过多劳神了。

    毕竟余杰说的那个昨天太久远了，久远得人们几乎已经不愿意再想起，其他人不愿意想起的时代，自然也不能强迫余秋雨先生去想起啊——相信对每个经历过的人来说，那都是不堪回首的过去吧？那场争论也许因此便渐渐淡下去了吧？有时候我甚至想，一场争论之后，不是一些人倒下，而是一些人站起来，也许更可以显示出争论的深刻现实意义吧？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余秋雨先生没有倒下，今天的他依然在不断地展现给我们新的东西，旺盛的创作热情和不懈的创作态势让人触目惊心。至少我之愚钝，实在难以想象余秋雨先生借题发挥、触景生情、评摘指点、信笔风流，何以竟是这样地源源不绝，日久弥新？这也许就是余秋雨先生异于常人的不厌其烦的勤奋吧？

    当然，感于盗版侵权等困扰，余秋雨先生一度说要封笔，可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真正热衷文化事务的人是耐不住封笔的寂寞的（余秋雨先生无疑是一个热衷于文化事务的人）。令我欣慰的是，余秋雨先生终究没有封笔，否则我们也许就没有什么余地质疑什么而只能就一些事儿盖棺定论了吧？

    现在，还是让我们追问一下余秋雨先生不算久远的过去吧，所谓不算久远自然是余秋雨先生更近一些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远没有余杰追问的那个时代那样不堪回首，而且恰恰相反，这个时间段是余秋雨先生的第二个春天，是他被文化追星族推崇备至的时期。而且我想问的也只是一个余秋雨先生早已面对过的问题：历史散文就不需要翔实的史料吗？如果需要，先生又是怎样面对自己文化苦旅一书中明显的史料错误的呢？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意见如果只是私下交流或者只是自己玩味，是不必面向一个社会背景负起责任的，但是一旦他的意见以某种方式从私下场合的谈资变成一种面向公众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必须负起责任的，既然他已经在社会意义上产生影响，他就必须对社会负责，这恐怕应该算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吧？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向公众的言论，比如媒体言论、出版物等，都是需要一个人负起责任的。可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认真贯彻这样的立场，而且似乎很多人都无意为这样的立场付出切实的主观努力。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俯拾即是。

    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听到不知哪个电台主持人在节目中说起一个感人的故事，说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国王围攻一个诸侯，在城破之前特许被围攻的城市的妇女可以携带一件自己心爱的东西撤出危城，但所有的女人都拖着自己的丈夫，国王看了之后十分感动，为此赦免了那个诸侯的罪过，也终止了对危城攻击。主持人通过这个故事特别恰当地讴歌了爱情的伟大力量，并且果真感动了那个专心致志驾车的司机。

    看着被故事感动得有些动情的年轻司机，我斟酌再三，还是没有告诉他，那故事虽然感人，但遗憾的是，她把这个欧洲封建时期特定的浪漫故事说成了“中国的一个古老传说”从根本上将这个故事在大众传媒上处理成一条错误信息。

    我碰巧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个故事发生在康拉德三世围攻巴伐利亚公爵的时候，那个中国国王其实是康拉德三世，而那个死里逃生的诸侯其实是巴伐利亚公爵，而那些妇女和康拉德三世体现出的那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至少从没被正面描述过。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是否该用这些严谨的修正扰乱那个年轻司机被主持人的浅躁煽动起来的热情，我也不知道我的修正能否产生切实有效的结果，毕竟，一个普通的乘客与被司机深深信任着的主持人相比，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

    下车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为主持人辜负了那个年轻司机的信任而耿耿于怀。在我看来，那个司机只是因为主持人的社会位置才对她寄予信任的，这种经不起推敲的信任最终被辜负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在传媒的影响下被陌生人信任是很普遍的事儿，这中间一个普通的司机是不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的。

    至于那个主持人，由于时尚而被人信任，并且显然她自己并不能承受这种信任，但她何至于竟用浮躁与草率回应这种信任呢？她何至于竟要把自己并不了解的道听途说的错误拿来回应别人对她的信任？她何至于用臆想的故事编织别人对她的进一步不切实的信任？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追问在她来讲都是从没意识到的，但是，这些年来，每每想起余秋雨先生的时候，即便是在对余秋雨先生展开的批评与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到那个女主持人和那个年轻的出租司机，毕竟，余秋雨先生对社会的影响应该是远大于一个电台的女主持人的，因此余秋雨先生肩负的责任也不是一个女主持人可以比拟的，也正因为此，如果余秋雨先生发生类似的错误，那么危害应该比一个普通的女主持人要大吧？毕竟，信任余秋雨先生的人要比信任一个女主持人的人多得多。

    十余年前，余秋雨先生以文化苦旅一书红遍大江南北，一时间风云际会，慕者如云，余秋雨先生一跃而为文化领域的“排头兵”甚至“旗手”文化苦旅作为健笔纵横的历史散文集，和丰富历史文化含量的力作，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为当年关注文化事业、试图关注文化事业、或者试图像要关注文化事业的人们的必备书籍，余秋雨先生也成为继钱钟书先生之后的又一个铺天盖地的文化热点。

    但是不久之后，就有人指出秋雨先生史料运用与梳理中的错误，当时秋雨先生以历史散文与历史论文的所谓区别原谅了自己史料运用与梳理上的错误。我所以说是原谅了自己的错误，是因为余秋雨先生并未否认自己的错误（当然，有些明显的错误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仅仅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开脱。确切地说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展开了对“历史散文就不需要翔实的史料吗”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很遗憾，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只能初步思考，因为它甚至不需要深入思考就能获得答案。

    坦率地讲，直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余秋雨先生所谓的与历史论文相区别的历史散文究竟是如何界定的，但是既然秋雨先生并未界定他所指谓的历史散文有何特殊含义，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秋雨先生所说的历史散文的含义——当然也包括秋雨先生所说的散文的含义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应该基本吻合，而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特别是关于散文的含义在辞海的“散文”辞条中早已得到了很好的概括。据辞海的解释，散文有两层含义：在古代，散文是区别于韵文、骈文的“凡不压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的总称；在现当代，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体。

    以辞海提示的两层含义观之：在古代，散文其实竟包括了作为直接史料来源的各种历史典籍，如史记、通鉴；在现当代，我们也很难片面地将所谓历史论文从散文的谱系中一脚踢出去。因此严格说来秋雨先生的历史散文与历史论文的所谓区别的提法实际上是语意相当模糊的提法，模糊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好断言，但至少已模糊到远不足以解释文化苦旅中一些相当明显的史料错误的程度。

    其实严格说来，面对一个史料错误时，关于历史散文与历史论文的所谓区别的提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个错误本身是不存在可资理解的前提条件的，所谓的情有可原之“情”只存在于对责任的权衡中而不能作为对错误的解释，所以一个错误，无论有怎样充分的理由，我们也不能把它说成错误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无论怎样，对业已形成的明显错误采取过于宽容的态度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对历史散文来讲，史料是文本的根本支撑，是行文立意展开的基础，我想无论如何，我们在历史散文中对史料的处理总应该有别于演义小说对史料的随意附会吧？！

    公允地讲，秋雨先生所以在史料运用与梳理上发生错误，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们通常所谓的草率、随意与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是秋雨先生对若干史料的记忆身不由己地与其主观意愿相连所致，是人对自我主观内环境之把握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使然。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在公开行世的文字中史料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在同样不能算是历史论文的燕山夜话中就没发现明显的史料错误。秋雨先生早年即负健笔，惊才绝艳，近年来更是借“苦旅”、“碎片”的声势俨然成为大众传媒中的文化偶像，颇有海内文宗的气魄，其势头声望均非当年的邓拓可望项背。鉴于此，我们实在不应该草率姑息秋雨先生史料运用上的错误，从而客观上在秋雨先生与邓拓之间形成对秋雨先生不应该有的歧视。又有谁能说无缘由地将对某个人的要求标准降低不是一种歧视呢？

    正确运用与梳理史料绝非历史论文的专利，而是所有公开行世的涉及到史料的文字中对史料之处理的的唯一共同的原则。余秋雨先生的文章畅谈历史，博涉广议，涉及史料处理更是有目共睹，想来也不应该理直气壮地偏逸这个原则吧？

    当然，人非生而知之者，涉及史料时难免讹误，不知道余秋雨先生对人的这一普遍的局限性是如何认识的？我个人以为，像所有的错误一样，史料错误并不可耻，本不涉及人格问题，但是如何面对史料错误却可见一个文人学者的真正本质。大而言之，这不仅是一个文人学者的文品、学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人面对社会的基本态度问题。

    说了这些观点与态度，已经有些流于空泛了，下面还是让我们回到余秋雨先生的文本中随便选几处斟酌一下，看看余秋雨先生到底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

    限于本文的篇幅和性质，在此我不做更全面的罗列，而只就部分文章中的荒谬之处谈谈我的看法，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避免本文给人某种空穴来风的不良感觉的考虑。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我在此只是随便选上几例，并不意味着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文化苦旅•阳关雪一文，在这篇篇幅不是很长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两处明显的不妥之处：

    其一是关于乱坟堆与古战场的说法。

    文中余秋雨先生行经一处乱坟堆，认为那里离县城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因此便似乎“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看起来说得很是有理有据。但其实在这个简单的推理中余秋雨先生忽略了两个问题：

    首先便是县城距离问题。余秋雨先生文中说的是现今的县城，但是历史演变中城址的变迁是很平常的事儿。小的不说，就以长安为例，历来说西安为周秦汉唐历代古都，但周都镐京，秦都咸阳，自不必说，汉都长安也在唐都长安的西北十三里处，唐都长安更在今日西安的西北，可见地名变迁虽不很大，地址变迁却时或有之，余秋雨先生实在不能根据今天县城的位置估算过去坟堆周围的情形。

    其次便是古战场与坟堆的问题。在我的记忆里，古籍中很少记载战场上逐个掩埋尸体的事，象余秋雨先生看到的那样分别埋在坟堆里的情形更属子虚乌有，倒不见得是因为古人生性冷漠，刻薄寡情，因为就是在现代战争中，大规模的伤亡与瞬息万变的战机都不允许人们面面俱到地将死者安葬，这是战争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即便那里果真是古战场，恐怕也不会和余秋雨先生眼前的那些坟堆有什么瓜葛吧？

    从这两点错误中，我们可见余秋雨先生似乎不具备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观念，（像地址变迁和战争性质之类的问题本来是历史学中的常识性的观念）坦率地讲，这样的幼稚错误在历史散文中还是很让人觉得遗憾的。

    其二是关于古战场与荒原的联想。

    荒原是英国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的代表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的相...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