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子

    1978年2月春节后，父亲一直感到身体不适，吃饭下咽困难，随即到长治市职工医院检查，经张医生透视诊断为食道癌晚期。尔后到专医院，医生看了片子，答案是一致的。这期间我们一直瞒着老人，随即我和四妹陪同父亲前往北京检查治疗，住在北京二妹兴荣家。当时，二妹在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任职，二妹托人找到301医院对父亲进行检查，诊断结果也同样如此。几天后开始化疗、烤电等。十几天后（两个疗程），我返回长治，四妹继续留京陪伴。

    当时父亲身体情绪各方面都好。每天中午还思想着喝点酒，买点肉、灌肠等食品，二妹也时常到总后食堂端点好菜回来。

    两个月后（5月份）父亲身体好转返回长治。在那一段时间，父亲情绪很好，每天早上到北郊公园转一圈，挖回几株花草栽上。白天逗孙子大广玩一阵子（刚一岁），时不时还抱抱，非常亲热。

    大概有一两个星期，父亲非要上班，于是又上了几个月班。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调工资或者其他原因吧）和别人怄了气，身体又不行了，于是在11月初二次赴京治疗。临走前还特意到我岳母家看了自己的两个孙子——一岁半的大广和刚出生13天的二广。

    这次看病由母亲陪着，仍在301医院治疗。医生的意见不能再电疗了，吃了一段药，好了点不大疼了，这时父亲早已知道了自己得的病。正好妻子的本家大哥松水到北京为他女儿看病，回来说我父亲病痊愈了，就是有点咳嗽、低烧。我不大相信。实际上，这只是个表面。

    12月中旬，我到天津、上海等地出差，路过北京看了正在住院的父亲，觉得还不太要紧。

    在天津办完事后我便赶到上海，靠二妹的关系，住进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招待所（黄浦路）。大概一个多星期、上海的事情将要办完时，二妹来电话说父亲病重，我马上返京，在天津又办了一天单位的事情，到北京已是12月28日了。

    这时，父亲已经出院住在二妹家，一直发高烧、巨痛，情绪非常低落。第二天（12月29日）我们到301医院，医生已没办法，那一段时间只能靠止痛针剂（杜冷丁）抑制。情况十分危急，我觉得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

    当天晚上，凭着二妹在总后勤部开的一纸介绍信，我在北京火车站军代表处硬磨到三张次日晚（12月30日）北京——西安的火车快车卧铺票，回到二妹家已是晚上12点多了。

    知道我买到了车票，躺在外间床上的父亲很不高兴，马上把脸扭到里面，什么话也不说。我知道父亲是多么想把病看好了再回家啊。当晚，病痛又发作了两次。

    第二天（12月30日），医生来家给父亲打了两次止痛针，晚上临走前又打了一针，另外医生还给带了几支，以便回家后备用。二妹叫了部队吉普车，我和二妹夫把父亲弄上车安顿好，汽车便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一路飞驰赶到火车站，并从专门通道直接开进站台停在最后一节卧铺车厢门前。上了车，安排好父亲，妹夫下车后，列车启动了。那天晚上，二妹因身体累赘未能到车站...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