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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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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祭祀。

    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都赞同王俭的意见。下诏说“可以”

    永明元年应当举行南郊祭祀,可是立春在郊祭曰之后,世祖想更改郊祭期。尚书令王俭陈述:查考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迎着冬至的来临,隆重地报答天的恩赐,而以冬至日作为主体”易说“三王的郊祭日期,一律用夏历”卢植说“夏历是在冬至后,传说惊蛰举行郊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圜丘祭祀与郊祭各自举行,互不妨碍。郑玄说“以寅月为正月,昼夜的划分开始白昼变长”王肃说“周于冬至曰在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谷物丰收”祭法称“燔柴于太坛”就是圜丘祭。春秋传说“惊蛰郊祭”则是祈求谷物丰收。谨查检礼记春秋传二书的文字,各有自己的意思,卢植、王肃二人的说法,就好像是符信相合。中朝减省圜丘、祈谷之礼并入南北郊祭,即是现在的郊祭礼,用意在于报答天的恩赐,兼有祈求谷物丰收的意义,既然不全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何必非等到惊蛰。史官衹看到了春秋传的意思,没有懂得礼记的含意。另外查检景平元年正月三辛丑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十一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八日立春,这些都是近代明确的例证,并不以先郊祭后立春为嫌。如果有人认为正月初一这一时间有所不便,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初一加冕,初二亲自主持南郊祭祀,加冕典礼重要,百官都要列席,虽然是在洁身清心的致斋之中,照样举行不会有疑虑。现在斋戒期内遇到初一,这就要遵照前面的例子。如果圣上之心恭敬有加,务求严格整洁,初天,可让散官预设防备,凡是不参预致斋礼的,在止车门外另立帏帐作为官署,假如天色有异常,就排列在宫署之前,希望上天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允许,我认为没有必要麻烦更换日期。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提议:“郊祭与明堂祭祀,本来不应在同一天。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祭礼完毕,依次祭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也是如此。近代减省,所以郊祭与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应该有个定准。”

    太学博士王佑建议:“明年正月的第一个辛,应当祭祀南郊,第二个辛曰,举行明堂祭祀,第三个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建议:“汉元鼎五年,在辛巳举行祭礼,此后郊祭的期,没有一点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惮,连带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子,用高祖配祀上天。汉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国都举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后漠永干以后,明堂建于国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个丁,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虽然郊祭有确定的日期,明堂却还没有一定的时曰。为什么呢?郊祭在丁曰,社神祭祀在甲,有定说就会遵从,如果经礼没有文字记载,就难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出吉,不在寅丑日祭祀。而且礼规定的祭献,没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漠代把朝拜太阳与报答上天恩赐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汉书的五供,就应当先祭北郊,然后祭明堂。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献,是不可以的.”兼人常丞蔡仲熊建议:郑志说“正月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祀后历,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配祀”所以塞伐创建明堂,郊祭回来后就祭,这是采用郑志的说法。这大概是作郑志的人的错误,不是郑玄的本意。郑玄的话是说“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郑玄注释月令季秋大飨帝说“大飨,全面祭祀五帝”又说“在明堂的大飨,用文王、武王配祀”当时是在秋天,离惊蛰还早。另外周礼.大司乐记载“凡是举行大的祭祀活动,都在当地住宿”查检在当地住宿的意思,是因为日出举行祭祀的缘故;如果天黑之后举行祭祀,就无须预先在当地住宿。如果是日出举行祭祀,怎么会要等到郊祭回来。束京礼仪志中没有记载祭祀的时间日期,可是郑志说“郊祭天帝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八刻进献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七刻进献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进献奏乐。要等到郊祭回来。魏高堂隆上表建议“九日祭南郊,十曰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庙”查考高堂隆这话,是仔细研究时序而确定的制度,因此周礼、两汉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礼记在辛日郊祭,尚书在丁曰祭祀,辛日丁曰都合适,应该临时谨慎选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建议:“春秋传在正月第一个辛日郊祭,礼记也说在辛日郊祭,惟独尚书说丁巳日郊祭供献牺牲。先儒认为早于甲曰三天的辛,晚于甲日三天的丁曰,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子。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规的郊祭之曰,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许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应是郊祭明堂祭祀都举行。”

    司徒西合祭酒梁王建议:“孝经郑玄注说‘上帝也就是天的别名’。根据郑玄的意思,帝和天说起来没有什么区别。近代同时祭祀,也是很有根据的。毯左扣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时用武皇壶配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来配祀上帝,这就是遵照从前的规则行事了。”

    骁骑将军江淹建议:“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说一天两次祭祀就玷污了神灵,无须改正。”

    尚书陆澄建议:前人遗留的文字事实,存在于旧的书籍之中,郊祭宗祀地点相近,论情势可同在一天。不能同在一天,说明意义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时用高皇帝配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配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配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烧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还不在同一天,郊祭与明堂祭祀应当不在同一天,例证就更明确了。陈忠奏事说‘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庙,十七日祭世祖庙’。仲远的五祀,绍统的五供,和陈忠的这项奏议,都相符合。高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庙祭祀各在一天,挚虞新礼建议明堂与南郊祭坛相隔三处坛场,是里祭天飨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证。另外上帝不是天,过去的人说得已经很详细。现在祭明堂采用的日期,应当依照古制在北郊祭祀之后。汉代衹有南郊祭祀配备大驾,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车驾省去十分之二,现在祠祀明堂,不应配备大驾。

    尚书令王俭建议:西汉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东汉也不在同一天,魏、晋沿袭旧制,没有分辨异同,宋代设立明堂,衹是依据从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没有通晓祭祀天地的宗旨.为什么呢?郊祭坛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阳偏西,虽然奉祀有所根据,然而烦琐简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议,在情理上更有说服力。春秋感稍符说“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这样北郊祭祀应在明堂祭祀前。汉、魏时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亲自主持,晋泰宁年间有诏书,但未来得及遵行。咸和八年,北郊祭坛才得以营建,太常顾和执意由皇帝亲自祭祀。康皇年间,已经遵照采纳。宋代沿袭,没有来得及改革。现在应该皇上亲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个辛祭祀皇天,第二个辛曰祭祀后土,最后一个辛祭祀明堂。皇上都是亲自主持。车骑服用的仪制,一律遵照选制。南郊用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衣冠冕等礼服,各祭祀都用。诏令说“可以”建逮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座昙隆启奏说:我看见南郊祭坛场地周围,永明年间建造了瓦房,式样宏伟壮丽。查考经史,无所依据。翻检周礼。祭天在圜丘,取其就高之义,在南郊建祭坛,是就着阳位。所以要高大宽敞,贵在昭显上天光明,四周流通气物。自秦、汉以来,虽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坛场地中间,并没有另外建宫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国家是质朴虔诚尊奉上天.不树立抬高自己,处事要兼通旷达,务求开明长远。宋元嘉年间南郊祭祀,到时临时设置小的帏帐作为退下来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间稍加修缮扩大,永明初年越加高大壮丽,前些年工匠终于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会在祭祀上天时昧心兴建土木,之所以不做,是含有很深的情意。记说 “扫地祭祀,在于它的质朴;祭器用陶器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没有任何修饰”“以朴素为贵”我私下认为郊祭应当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高大,以明确谦恭肃敬为宗旨。或许上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准允,下可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下诏说“交付外官详议”国子助教徐景嵩建议:“我翻检三礼,天地祠祀,南北郊祭,衹是明确祭祀选取的牺牲,祭器所用的陶器匏,没有记载国君休息之处的仪制。现在帏帐与瓦房的结构虽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应力求沿袭。”太学博士贺踢建议:“周礼‘王祭上帝,摆放毡案,设置皇邸。国家有变故而举行祭祀,也叫旅祭。毡案,是在帏帐中用毡作床,没听说在郊祭坛场设置宫室。”兼左丞王撞建议,扫地郊祭上天,认为郊祭坛场没有建筑房屋。都与昙隆意见相同。

    骁骑将军虞炎的建议,认为“所施予的诚朴,衹是在一个祭坛,汉代的郊祭,是在甘泉享祀帝,天子从竹宫望拜,休息的殿堂离坛场既然很远,郊祭典礼完毕,旋即驾临此处。瓦房与帏帐,无所谓简慢”祠部郎李揭建议:“周礼载‘凡是祭祀都要张开旅祭帐幕,陈设尸次’。有尸次就要有帏帐。仲师说‘尸次,是祭祀的尸所居住的更衣帏帐。凡是有关祭祀的文字,既然不衹是在郊祭方面,设立尸次的言论,理应与宗庙相关。古代就撑开帐幕,现在非要省去房屋。宗庙的旅祭帐幕,既然可以改为房屋;郊祭的毡案,为什么不能转变成房檐屋脊?”昙隆的建议没能实行。

    建武二年天旱,主管官吏建议雩祭依照明堂礼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司巫说“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歌舞求雨”郑玄说“雩,是天早时的祭祀。天子对上帝,诸侯以下对上公的神灵”另外女巫说“干旱就歌舞求雨”郑玄说“让女巫在干旱时的祭礼上跳舞,是崇拜女阴”郑众说“用女巫求雨”礼记。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求祭祀,于是大肆雩祭天帝,用盛大的乐舞。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中有益于百姓者的神灵,祈求谷物丰收”郑玄说 “阳气兴盛就会长期干旱。山川百源,是能够产生云雨的地方。众多水流产生的地方是百源,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雩,是感叹求雨的祭祀。雩祭上帝,说是在南郊祭坛的旁边,祭祀五精之帝,用先帝配祀。从靴鞟到祝敔类乐器是演奏盛大的音乐祭祀,其他的雩祭衹用歌舞。诸侯、卿、士,古代的上公以下,指的是勾龙、后稷之类。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最正式的雩祭应当在四月”王肃说“大雩,是求雨的祭祀。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指的是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礼是在五月裹写明雩祭的意思”晋永和年间,中丞启奏,雩祭礼制足在国都南郊建坛,祈求上帝诸侯神灵,用八列六十四个童子跳舞,歌唱云汉诗,都是在孟夏。得到雨水,用太牢回报。当时博士建议,说原来有祭坛,汉、魏却另加探讨。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百源,就是大雩”又说“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的神灵”那么大雩所祭祀的,衹应当是五精之帝罢了。勾芒等五位神灵,既然是五帝的助手,依据郑玄的说法,应当在庭中配祀。郑玄说“雩祭坛在南郊祭坛的旁边”而没分辨东西。据查有关地的法则是崇尚右,雩祭坛较郊祭坛地位要低,理应在左边。应当在郊祭坛的东面,坛场的外边建筑雩祭坛。既然是祭祀五帝,那么雩祭坛的形状应当是圆的。查考雩祭坛的高度广度,礼记、春秋传没有明文,依据觐礼设置上下四方神明祭祀,筑祭坛高四尺,使用珪璋等六种玉器,礼拜天地四方神明,帝王率领诸侯亲自礼拜,为的是教人崇敬至尊。雩祭五帝,大体上可以仿照。就是说现在修筑祭坛应当高四尺,其广度应以四圈为限,直径四丈,周长十二丈,分四层。陈列五帝的神主,各依照其方位,就像在明堂的礼仪。皇查用世担在明堂配祀五帝,现在也应当在雩祭坛配祀。古代初春时举行郊祭祈求谷物长势旺盛,初夏时举行雩祭祈求雨水好,两种祭祀虽然不同,可目的是一样的。礼制中衹有冬至曰回报上天,起初没有得到雨水后酬谢帝。现在虽然缺少冬至目的祭祀,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报答的礼仪,按理不容许另外有酬谢报答之类活动。礼祀郊祭天帝。所崇尚的是节省费用,周祭祀灵威仰像后稷一样,各用一头牲畜,现在祭祀五帝、世祖,也应当各用一头牛犊,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礼仪。逮皇童时丧期未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乐。至于天旱时歌舞雩祭,大概是表达感叹之意,既然不是存心欢乐,这就不算是涉嫌。其他如祝史宣读祭辞,衹是祈求上天神灵恩泽罢了。礼制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现在的女巫,都不练习歌舞,临时演练,恐怕无法尽快熟悉。依照晋朝的意见,使用童子,或许是一种适当的选择。司马彪礼仪志说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阴的意思。现在祭服都是黑色,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祭祀中歌唱的诗,以及各种供品,就让主持者搜求置办。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隆昌元年,主管官吏上奏,众人商议明堂祭祀,都主张用世祖配祀。国子助教谢昙济建议:“依照祭法郊祭和祖宗祭祀,都是庄严的祭祀。郑玄注的意思,也是根据二者共享奉祀。应当用祖和宗两人配祀,让文、武双双受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认为应当用世宗文皇帝配祀。祠部郎何佟之建议:“周代的文王、武王还推让后稷配祀上天,认为文皇帝应当推让世祖配祀帝。虽然是让尊祖去配祀了,但对圣上父亲也是个荣耀。”左仆射王晏的建议,认为“如果采用郑玄的祖宗是通称,那么生前建立功德,死后留下尊称,历代配祀帝的,何止两位?现在祖宗配祀上帝,应准许用世祖,如果百代不改,明堂岂不变成了文庙!”下韶说“可以”到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议说:根据祭法“有虞氏谛祭黄帝郊祭学,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周人樯祀学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说 “碲、郊、祖宗,是说祭祀时配祀。这柿是指在圜丘祭祀吴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是祭一个上帝,而明堂祭祀五帝,德行小者配少的,德行大者配多的”王肃说“有祖宗之名的庙不毁弃”如果真像王肃说的,殷商有三祖三宗,都不应该毁弃,为什么衹称荡、契况且帝王的后人还在,舜会宁愿为尧、题垣立庙,可世间相沿祭祀他们了吗?连主查用直担配祀叁歧,到汉武帝设立明堂,又用高祖配祀,一个人兼做两处配祀,有违于圣典。自汉明帝以来,没有再造样做。所以明堂没有兼做配祀的。我私下认为先帝应将二帝列为祖宗,为高宗建新庙,与世回一起作为一般配祀,以此申明圣主尊父之义。先帝相对于逮皇童,论伦常次第是弟弟,论道义尊卑是臣下,设配祀的位置,应该在世担下面,二人并列,都面朝西。

    国子博士王搞建议:“孝经‘周公郊祭用后稷配祀天,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没说武王。另外周颂‘思文,是用后稷配祀天。‘我将,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有关武王的内容,祇有执竞说‘祭祀武王’。由此周代宗庙祭祀武王诗,更知道明堂没有武王配祀。”何佟之又建议:孝经记的是周公摄政时的礼仪,祭法记的是成王归位后所实行的礼仪。所以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另外孝顺没有比用尊敬的父亲配祀天更大的了,这说的就是周公自己,查考此中旨意,难道能相对于成王说吗?如果孝经所说的,的确是成王所实行的,那就是尊敬祖,怎能说尊敬的父亲呢?而且思文是周公用后稷配祀天的乐歌,我将是文王配祀明堂的乐歌。如果按照王搞的说法,那么这

    二篇,都应该在成王归位之后。请问周公祭祀后稷、文王,用什么乐歌?另外国语说“周人谛祭学郊祭后稷,把文王作为祖,把娄工作为宗”童周说“因公时,把塞工作为宗,其后改为把文王作为祖,把武王作为宗”查考文王是因为文治而被奉为祖,逮王因为武功而被奉为宗,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郑玄注释祭法说“祖、宗说起来是相通的”因此诗经说“吴天已有旨命,二后承受它”注说“二后,是文王、武王”而且明堂的配祀,有单个的也有一起的。所以郑玄说“四季在国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气,祭祀一帝,回到明堂,顺便祭祀一帝,则是用文王配祀”表明一位宾客不容有两位主人。“在明堂享祀五帝,一般就用文王、武王配祀”“泛”的意思,是指没有具体对象。既然礼仪盛大,所以祖、宗都配祀。

    众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见为准。下韶说“可以”

    太祖做齐王,依据旧制设立五座宗庙。即位之后,设立七座宗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共是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自祭祀太庙六房,遵照礼仪,叩拜完毕,接着到昭后庙室前,根据礼数应当倚门而立,皇上内心犹疑,想让庙裹的执事去做,又想让诸王代替祝令在昭后庙室前执爵主持。向彭城丞刘织问这事。划职回答说:“如果都不到昭后的神座前,我认为太薄情。庙裹的执事就是代替皇上执爵祭奠,可祝令地位卑下,恐怕诸王不会愿意代替他们。旧的庙祭仪式中诸王可以兼任三公亲自主持,我认为这样比较合适。”皇上听从了。

    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掉广陵府君神主。郁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毁掉太中府君神主,停止祭祀淮阴府君。明帝即位,恢复原状。等到明帝崩,咐祭于太庙,因为和世祖是兄弟,所以不区分世次.

    史臣曰:先儒解释宗庙的含义,根据高祖以下五代后亲情断绝,所以与自己有亲情的祖庙有四辈。周代把后稷作为始祖,文王、武王作为远祖,所以说周王立七个庙。夏禹没有始祖,商汤不把契作为先祖,夏立五庙殷立六庙,其数字与此相符。汉代设立宗庙,违背经典古制。匡衡、责鱼、墓邕等人,空有迁移毁弃的议论,长达四百年,竟然没有完善的制度。魏代初年,宗亲之庙衹有四代,吴国、蜀国的宗庙祭祀,失礼的地方已经很多。晋采用王肃的意见,把文帝、景帝作为一代,向上到征西,实际是六个庙。查考其用意,不区分兄弟长幼,应当是为君主立庙,所以同辈可以在七庙相容。等到杨元后崩,征西的庙没有毁掉,就知道没把杨元后列入世次。宗庙有七座庙室,可神主之数满八个。江左贺循提议以后,弟弟不继承哥哥的帝位,所以宗庙的世次必定限制在七辈,神主则没有一定的数字。宋代中央最初设立五庙,把臧后列入宗庙。依据礼义要求,宗亲的庙也就是四个。在礼义上反而与郑玄的意思相合,不是说按照王肃的意见。白此以后,就沿袭旧的制度。夫妻是半道结合,不是在宗族中世代延续的,好比是对下祭祀夭折的嫡子,与宗庙的数量无关,如果都到祖庙,礼义上没法解释。如果照伊尹的话,一定要到七代,那么儿子为昭孙子为穆,不列入妇人。如果依郑玄的说法,宗庙有亲人的称谓,妻的意思是齐,岂能说是胡乱的祭祀。况且照闳宫的品德,周代七庙没有列入并不就是定数,杨元后享祀,晋代成为八庙也没什么损害。现在说的七庙,实际祇有六代神主享祀,致使承受天命的国君,造福后世的制度不能完善。如果说太祖没有列入,那昭穆的数字如何维继,因此礼官应该谨慎。

    末泰豫元年,明帝去世,博士周洽建议:“暂行制度:居丧期间,帝王不亲自主持四季的祭祀。”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根据晋中朝谅阎议陈述说:暂行法典实行之后,丧礼就被取代了,事情兴于汉代,可是起源很早。殷商王室居丧,没有丧服之名,周王除去丧服,衹要举行宴饮娱乐就会被讥笑。春秋的礼义,继位的国君过年后即位,预告就要朝见天子聘问进献,左传说“凡是国君即位,卿要出访各国,重申旧的友好关系”又说 “诸侯即位,小国要前来访问,继续结好示信,谋划事情弥补缺漏,这是礼重要的内容”至于居丧期间谋划婚事,三年丧期未完就举行谛祭,齐归居丧期间仍旧打猎,杞公居丧不终止奏乐,都导致讥讽批评,应作为明镜引以为戒。从这些记载来说,朝见、聘问、祭祀等典礼,哭完了之后就要准备举行,婚姻、谛祭、打猎、奏乐等事情,三年之后再举办,通畅堵塞,兴盛废弛,各有缘由。又据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都称武王去世,成王继位,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后,周公为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会见诸侯,命令祝雍创作颂词。襄王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晋悼公”.平公即位之后“更换丧服儆戒百官,祭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说,天子去世,国君去世,就要祝告移取各庙的神主藏到祖庙中,这是礼。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后,各位神主仍迁回自己的庙”春秋左氏传)“凡是国君哭泣完毕就要拊祭祖庙,拊祭祖庙之后要特别对其神主祭祀,在祖庙中蒸祭、尝祭、棉祭”先儒说“特别向其神主祭祀,是指在庙寝中单独用丧礼奉祀新去世的国君神主,不同于吉礼。在祖庙内蒸祭、尝祭、稀祭,是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各庙的神主,各迁回自己的庙中。而一年四季的祭祀,就都是吉礼。三年丧期完毕,在祖庙中举行吉礼的碲祭,升入诸位神主之列,确定新的神主之位”凡是这些意见,都写在经典诰命,史册中很清楚,所以晋、宋沿袭,都遵照从前的制度,终止哭泣,因身负国家重任除去丧服,亲自主持祭奠,一切按照礼义,内心和洽。及至泰豫元年,礼官提议,皇上不应亲自主持祭奠,就引用了“居丧三年的制度从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又依据王制声称“三年丧期内不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破例举行”岂不知所谓从天子以下通行,本来就存有至情,安葬之后脱掉丧服,因为事情要权宜处理,放弃丧服穿上皇袍,奉祀尽孝应加以申明“越绋”的意旨,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哭泣终止之后,还有什么“绋”可越?再依照范宣问难杜预,谯周论士人祭礼的意见,都不再是明确的根据。晋武帝服丧,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不完全依照服丧礼制,至于一年四季的祭祀,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为由,没有马上改变旧的制度。南迁江左以来,通儒硕学经历得多了,但都谨守旧制不加改革,礼义岂不是空有其名。再就心情来说,公卿大夫,要亲临官署处理政事,新年伊始,要会见各国使节,虽然乐器停止演奏,可是悬挂乐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用情比恒久的悲哀要深,可是行迹被凡俗的礼制所贬抑,怎能说他们的内心能平静,是为了国家的缘故。宗庙祭祀,首先是孝敬,怎能容许其他祭事都筹备举行,惟独这一典礼废弃呢?就是必须要废弃祭祀,那应该三年一直空缺,然后恢复旧制,可是主管官吏整顿礼制,进退不一,更加违背典制初衷。我认为应该依旧山皇上亲自奉祀。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九年正月,诏令太庙四季的祭祀,进献宣帝面起饼、鸭腔,孝皇后笋、鸭蛋、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肉脍、菹羹,昭皇后茗、栅、炙鱼,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起先是世祖萝见太祖说:“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庙裹向我要吃的,可另为我建祠庙。”皇上于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定时回青溪宫旧宅,宅内合为一堂,供奉二帝二后,牺牲服制,采用家人的礼仪。

    史臣曰:汉代的宗庙,分布在郡国,有所求才祭祀已经亵渎了神灵,依据情分又疏远了。双层房檐的祠堂陵寝,不可建在一起,所以先儒抗议,认为这是迁移毁弃。光武帝承继汉王朝,南蛆昼以上四代,另外在壹陆祠祀。建武三年幸临叠医园庙就是证明。张冲南都赋说“宗庙肃穆幽静”从明帝到章帝、和帝,每次幸临章陵,就到旧宅祭祀。建安末年,曹魏设立宗庙,都在翅都。魏文帝姜翅二年,这屋宗庙没有建成,亲自在建始殿祭祀鸯童,采用家人的礼仪。世祖生发汉明帝一样的梦,开始在旧的宫殿祭祀,既表明了孝敬奉祀,在礼义上也与从前的制度相合,也是一时的盛事。

    丞塱六年,太常丞坷迺之建议:“现在祭祀有生鱼一条,干鱼五条。少牢颅食礼说‘主祭者献上鱼、腊、肤,用十五条鲋鱼’。上边既然说‘腊,,下边必然是‘鲜’。其数宇应该相同。称‘肤,足以知道鳞皮没有毁坏。礼记说‘用干负祭祀叫商祭,用鲜鱼祭祀叫艇祭。郑玄注‘商,量;艇,直。查考‘商’的意思是裁割,‘艇’的意思表现在完整。贺循祭义还是用鱼十五条。现在鲜的就减省了,干的全部用。我认为应该干、鲜各两条干的稍微切断头尾,表示保存古义。”国子助教粟惠度建议:“礼记称崇尚玄酒加工腥鱼。玄酒不能多,鲜鱼照理应节省。干鱼五条,是因为其加入了人工,可以效法五味,象征五种等级的酒。现在要干、鲜鱼各两条,礼义上没有依据。”何谨之的建议未能施行。

    永明十年,韶令已故太宰褚渊、已故太尉王俭、已故司空柳世隆、骠骑大将军王敬则、镇束大将军陈显达、已故镇束将军李安民六人,配祀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谨之建议“功臣配祀,宋代屡次实行,查检其中遣事,题名列位,都写明封蹭的官爵、谧号及名字,文中不称神主,衹是设一个板。白虎通说‘祭祀有神主,孝子用它系住自己的心’。据此而言,升入庙堂配祀,不容许有神主。宋时板的尺度,已不复存在。现在所制作的,大小厚薄像尚书召板,是为了符合其本意”主管官吏召集的太庙旧人也说见到的宋优功臣配祀座位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情见于仪注。

    永明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题、侍中坦胤陈述:“已故太子拊祭太庙,既然从前没有标准。查检宋元后旧例,太尉行礼,太子与太尉一起跪拜。臣等商议,拟依照从前的制度。太常主持太庙神位,太尉主持拊祭礼,太孙跪拜,都与他一起,正式典礼完毕之后,在阴室的祭祀,太孙应该亲自进奠。”皇上下诏说“可以”

    建武二年,主管官吏上奏景懿后迁入新庙的车服仪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中王的六等服装,大裘等级最高,衮冕其次。五等车,玉辂等级最高,金辂其次。皇后的六等服装,桦衣等级最高,褕翟其次。首饰有三等,副等级最高,编其次。五等车,重翟等级最高,厌翟其次。上公没有大裘、玉辂,可上公夫人有副以及讳衣,因此祭统说“夫人穿戴副及讳衣站在束房”另外郑玄说“皇后有六等服装,衹是上公夫人也有讳衣”诗经说“乘坐翟弗上朝”郑玄认为翟荛即厌翟,是侯伯夫人入庙乘坐的。现在上公夫人的副及裤衣既然与皇后相同,那么乘坐的重翟或许没有不同。况且景皇懿后在礼仪上处九等官爵中最高之位。而且晋朝太妃服饰的礼制,和太后相同,宋代皇太妃衹是没有五牛旗这点是不同的,她们的外侍官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别跟随在前部后部,与王相同;内官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仪仗与太后相同。另外魏朝的晋王,晋朝的宋王,都设置百官,仿效天子朝廷。至于晋文王去世还称薨,太上皇称崩,那是礼仪超出了王。所以前面商议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仪制,那么侍卫随从车驾都不能不同,皇后乘坐重翟,也是无可置疑的。查检齐初神主迁庙,宣皇神主乘坐金辖,皇帝亲自奉祀,也乘坐金格,先去举行完典礼,仍旧陪从神主到新庙,现在应当依照。采纳了这个建议。

    丞台元年,主管官吏商议是否应到宗庙参拜祖先。尚书令徐孝嗣建议:“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都没有到宗庙参拜祖先的记载,宗族繁衍继承祖业,才有虔诚地谒见宗庙祖庙之礼。”左丞萧琛建议:我听说恭敬地拜谒自己的祖先,这一礼义明白地写在商书中,朝拜武宫,事情光大于晋朝史册。哪有登临尊崇的帝位,承受天命继承王业,却不虔诚觐见祖宗,来到太庙。毛诗.周颂篇说“烈文,是成王即位管理国家,诸侯协同祭祖”郑玄注说 “新王即位,一定要用朝拜享祀之礼祭祀祖宗,秉告继承帝位”另外一篇说“闵予小子,是继位国君朝拜宗庙”郑玄注说“继位国君是指成王。除去为武王服的丧服,将要开始即位管理国家,朝拜宗庙”如此看来隆盛周代法典,严明纲纪,身为嫡子居于帝位,没有比得上成王的。另外两漠由太子继承帝位者,西京七位,束都四位,其中昭、成、哀、和、从五帝,都拜谒宗庙,有关内容载于汉代史书,其他惠、景、武、元、明、章六帝,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拜谒宗庙的事,或许是史书偶尔有阙文,道理上没有其他解释。议论者说皇上早在束宫做太子时,已经向祖先表示了敬意,终止哭泣之后,当即亲自主持正常的祭祀,造就是在宗庙拜见祖先了,所以没有另外拜谒的礼制。我认为不是这样。作为太子在束宫时,也随从参加郊祭,如果说以前的虔诚可以代替后来的恭敬,新朝代创始,就无须再有配祀上天的祭礼了。如果认为亲自主持正常祭祀后,再到宗庙拜见是重复,可是从漠到置,庶子继位,都到宗庙拜谒,既然同是有了祭礼,为何衹有庶子继位举行繁杂的礼仪?而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年号后,拜谒宗庙,咸康元年加冕,又重新拜谒。时间上没有换君主,还不怀疑两礼重复,何况地位上隔为君臣,却衹用一次拜谒追祭礼敬。应当继承遥远的周、汉的盛大仪范,黜弃近代置、塞的乖异礼仪,朝拜一次宗庙表现的诚信,会迅速传遍万国。奏议被许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主管官吏上奏:“本月三,腊祭太社稷。一日日月相会,在斋戒期内发生了食,不知道对社祭有没有妨碍?官署没有先例依照。”尚书令王俭建议:“礼记.曾子问‘天子举行尝谛郊社等五礼范围的祭祀,篮簋等祭器已经摆好’,衹有遇到天子或皇后的丧事才废止。到正当祭祀的那天,发生火灾以及et食就停止。查考击鼓献祭,由来久远,可是篮簋等祭器刚摆好,没有问到。据此来说,斋戒第一天,赶上轻微的日食,就不应当废止祭祀。另外初平四年,士孙瑞建议因食废止冠礼而不废止郊祭,朝廷的议论采纳了这一建议。王把天地作为父母,郊祭社祭没有不同,造就是先例,我认为不应废止。”下诏说“可以”

    丞塱十一年,兼祠部郎包工驻建议:据礼记.郊特牲“社祭祭土而以阴气为主,国君面向南立在社坛北墙下,其意是对着阴面”郑玄说“答好比是相对”“北墉,是社祠内的北墙”王肃说:“阴气向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答之就是与之相对的意思。”由此可知古代祭社,面向北设置神位,斋官面向南,是很清楚的。近代沿袭,帝社朝南,太社及稷坛都朝东,斋官的位置在帝社坛北,面向西,在神位背后行礼。又称稷为稷社,非常违背礼的本意。却不知在何时弄错,追溯其中道理应当不久。我认为皇齐改变前朝文物制度,礼乐都应更新,中原的神灵,没有比社神更尊贵的,如果仍旧沿袭前代的错误,恐怕有损盛大的典礼。认为二社,说起其字义是不同,若论其神灵则是相同的,神位都应朝北。稷神如果朝北,就变成了相互背离。稷是百谷的总神,不是阴气之主,应依照先前朝束。斋官站在社坛东北,面向南站立,束是上位;各位执事面向西站立,南是上位。稷依据礼没有异名,现在如果要尊崇,正可以命名为太稷,怎能说是稷社呢?腊祭太社日期临近,可依照所奏请的事情处理,改定礼仪制度。

    仪曹称治礼学士的意见是:郊特牲又说“国君面向南,是与阳相对;大臣面向北,是与国君相对”如果认为阳气在南,那么神位应朝北;阴气在北,那么神位应朝南。现在南北郊祭,一律限定朝南,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部面向西,由此知道祭坛与阴阳无关,设置神位又怎能拘限于南北。众位神灵小的祭祀,大都限定面向南,供奉的时候,面向北行礼大概是想申明神灵的尊贵,表示追求阴幽的含义。魏秦静让另外营建社稷,说自汉代以来,相沿朝南。汉离周年代隔得不远,鄗城荒废的房基,商丘残余的树,应还有遣存,迷失祭坛方位,没到现在这样,博学的儒者知识通达,不认为是错误。庾蔚之从前已有这种意见,后来徐爰、周景远都有不同意见,仍旧没有改变。

    何佟之建议:提出的辩驳引述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臣下面向北与国君相对。敢问“答”的意思,是相对?还是相背?如果相背则在社神位面向南,国君也面向南,可以同提出的辩驳相符。郊特牲说“臣下面朝北与国君相对”又成了国君与臣下相背。现在说国君朝南臣下朝北,如照前面解释“答”的意思,那么国君朝南就不能称为“答”礼记怎能说祭社时国君朝南“答”阴面呢?社神如果朝同一方向,那么国君也应当面向西,为什么在社祭时面向南?在效祭时面向西呢?我的解释不是如此,礼记说,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这是表明朝廷集会的时候,昌盛的阳气在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犹如圣人面向南听政,向着光明治理国家的意思,怎能是祈求祭祀天地的太阳呢?由此可知祭社时神位朝北,国君与之相对所以朝南;祭天时神位朝南,国君与之相对应当朝北。现在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面向西,这大概是进入祭场的另外一个位置,不是应接相对时的位置。据礼记说“社祭为的是神化地”又说“社祭祭祀地而主阴气”又说“不听从命令,在社坛处死”孔安国说“社祭主阴气,阴气主肃杀”传说:“日食,在社祠击鼓”杜预说“是谴责各阴气”社祭执掌阴气的强盛,所以朝北设置神位,以照其本意。其他的祭祀虽然也与土地祭祀同样尊贵,可是不具这种意义,所以神位的朝向不同。不能看到其他的阴祀神位不朝北,便说社祭神位应当朝南。据周礼祭社时神位朝南,国君追求阴幽,应当面向北,可是礼记说国君面向南,这与相对阴气的意思,追求阴幽的言论不违背吗?魏临时用汉的社坛,社坛、稷坛同在一处,共用一个门口,稷坛在社坛北面,都不是古制。后迁到皇宫南面,自当是遵照礼制。如果像秦静说的这样,就是显示漠代的社祭失去了周代的法度,可以看到漠代的旧事。当时祭社神位朝南,不知出自什么史籍。就是依照议论者提出的秦静所说的祭社位置朝向仍依汉代旧的法度,汉代又是沿袭周代的成规,因而不用更改,那么社稷三座祭坛,都应当朝南,现在为什么改帝社朝南,泰社及稷都朝东呢?

    治礼学士又向何佟之问难,总共往返了三次。到建武二年,主管官吏提出:“治礼学士没有明确的根据。”何佟之的建议才实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上奏说:据周礼.大宗伯“用苍璧祭天,黄琮祭地”.郑玄又说“都有牺牲缯帛,各依照祭器的颜色”此可知在圆丘祭天用黑牛犊,在方泽祭地用黄牲畜。牧人说“凡是阳祀都用脐牲畜,阴祀都用黝牲畜”郑玄说“醉,赤色;黝,黑色。阳祀,指南郊祭天以及宗庙祭祀。阴祀,指北效祭地以及社稷祭祀”祭法说“在泰坛焚烧木柴,是祭天;在泰折挖坑掩埋祭品,是祭地。用赤色牛犊”郑玄说“祭地是阴祀,用黑色牲畜,与祭天一样都用牛犊,所以连在一起说了”.由此可知这里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现在南北郊祭都用玄色牲畜,另外明堂、宗庙、社稷祭祀都用赤色,舆从前的礼制不符。另外郑玄说“在明堂祭祀五帝,勾芒等配祀”自晋以后,把圜丘并入南郊,因此郊祭坛陈列五帝及勾芒等的神位。现在明堂祭祀五方之神,更是缺少五神的神位,北郊祭祀地祇,却设置重黎的神位,乖舛不一,恐怕有损盛大的礼典。

    前军长史刘绘议论说:“论语说‘牛犊是赤色而且长着整齐的角,即便不想用于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不知道山川之神应当是阴祀不?如果属于阴祀,那就舆用黑色不符了。”

    何佟之又发表议论:“周礼以祭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祭山川为小祀。周人崇尚赤色,自四望以上用的牲畜,各依照其所处方位,因为这些祭祀很重大,应当遵从本色。祭山以下的祭祀,没有记载牲畜的颜色,因为这些祭祀规模小,依照它们崇尚的颜色。这样论语、礼记的两种说法,怎么不相符?”众人商量认为合适。采纳了这一意见。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提议说:听说凡是圣明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尊奉天地,崇敬月的,所以冬至日在圆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泽祭祀地,春分祭,秋分日拜月,为的是教诲目姓事奉国君的道理,教化下尊敬上的道义.所以礼说“王一定要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为兄。以月为姊”周礼.典瑞说“王腰插大圭,手持镇圭,用五色丝绳绕五圈装饰朝拜曰”屋邈说“天子在春分曰祭,秋分曰拜月”觐礼“天子出束门之外拜曰”卢植“朝拜曰是在立春”郑玄说“端应当作冕,朝拜是春分的时候”礼记。朝事议说“天子头戴礼帽,手持的镇圭,有一尺二寸,率领诸侯到柬郊朝拜,为的是教导国民尊奉天尊”所以郑玄知道在这裹端是作冕。礼记.保傅说“三代的礼制,天子春天早晨祭,秋天傍晚拜月,为的是表明有所尊敬”而没有说明所用的确切时辰。马融、翅玄说是用春分、秋分,卢植说是用立春。我认为日是太阳的精灵,月是太阴的精灵。春分时阳气刚在上升,秋分时阴气正向上长。天地是至尊,要在节气开始时祭祀,所以在冬至、夏至祭祀;曰月在礼仪等级上次于天地,所以在春分、秋分朝拜。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这样马融、郑玄的话就符合其本意。汉代是清晨祭,傍晚拜月。魏文帝下诏说“觐礼中天子在东门外朝拜,返回后祭祀上下四方神明。朝事议说天子头戴礼帽,手持镇圭,率领诸侯到束郊朝拜日。由此而言,大概在诸侯朝觐时,天子祭祀上下四方神明,因而率领诸侯朝拜曰。汉改变了周的法度,各地王公不再进京朝觐,所以不再到东郊朝拜日,这是符合礼的变化。然而早晚常在宫殿下向东朝拜曰,其礼仪太烦琐。现在采用周代春分祭的礼仪,减除汉代每朝拜的仪式,又没有诸侯朝觐的事,不去束郊祭祀,现在正殿就是举行朝会仪式的场所,宜每每在春分之于正殿祭曰。至于祭月,其文不明。这事大家还没有商议提出意见”魏秘书监薛循请求发表意见说“过去朝拜在春分,祭拜月在秋分。根据周礼朝拜没有固定的期,郑玄说要用春分、秋分,所以就施行了。秋分的傍晚,月多潜藏在东方天际,却向西方祭拜,背离实际太远了。我认为朝拜应该在仲春的朔日,祭拜月应该在仲秋的朔”淳于睿反驳他,引用礼记的话“在东方祭曰,在西方祭月,端正它们的位置”周礼中在秋分闩拜月,一直在历代实行。向西拜月,虽然似乎背离实际情况,但也好比月挂中天却在坑穴祭祀,不再说是背离月亮。据礼器记载“划分早晚必须依照月的运行”郑玄说“出东方,月出西方”又记载“大明生在东方,月生在西方,这是阴阳的区别,夫妇的分位”郑玄说“大明,就是曰”.由此可知朝拜向东,祭拜月向西,这大概是各依据自己的方位所在。好比天子东西巡游,可是朝廷的百官以及被授予宫职的人,还是向北朝拜,怎么能因为背离实际就怀疑呢?我认为魏代所实行的制度,非常符合礼义增删的本意。晋代初年毁弃圆丘方泽,停止了冬至夏至祭祀天地的礼仪,春分秋分朝拜曰月的仪式,也被替代失去了本意。江左南朝草创,旧的典章制度大多未能健全,宋代沿袭前朝,没能恢复古制。我们皇齐承受天命统治天下,礼典教化都要更新,我认为应该让盛大的礼典在昌盛的时代施行,春分曰在宫殿庭院的西部,面向东朝拜,秋分日在宫殿庭院的东部,面向西祭拜月,这就是所谓必须依照曰月的运行端正方位的意思。使各地前来观摩教化的人,没有不高兴而且赞美的。天子祭天的礼服不装饰旒藻,大概是依据上天极端质朴的本质,朝拜日不能像祭祀吴天一样用质朴的礼仪,所以戴玄色礼帽装饰三条旒。近代祭祀天,穿衮衣礼帽装饰十二旒,极尽花纹色彩的美丽,造就是古今礼制的变化了。祭祀天与朝拜曰,既然礼服应有所不同,近来天子在小型的朝见中,穿戴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这是本朝等级低于衮冕的礼服,我认为应当穿戴这套礼服祭拜日月,它非常适合祭祀等级的依次降低.我不在礼局任职,轻率地上奏盛大的礼典,确实是越权,低头追想起来极端惭愧。皇上听从了这一建议。

    永明三年,主管官吏陈奏:“明年正月二十五丁亥,可以祭祀先农,当天御驾亲自耕田。”宋元嘉、大明以后,都是在立春后的亥曰举行,尚书令王俭认为在亥日举行籍田礼,经传中没有文字记载,交给下面详细商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建议:“礼记载,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在这月的吉举行祈谷礼,又选择吉利的时曰由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礼。卢植说礼中的辰、日是相通的,曰,是从甲至癸;辰,是从子至亥。郊祭天是阳祀,所以用日。籍田礼是阴祀,所以用辰。阴祀礼卑下靠后,一定是居于末位,亥是辰的最末位,所以<礼记称元辰,注说吉亥。另外根据五行学说,木生在亥,在亥曰祭祀先农,也符合其意。”

    太常丞何谨之建议:“郑玄注说‘吉利的时日,大概就是郊祭之后吉利的亥曰’。亥,是辰中的水位,凡是农垦种植,都存有湿润之意。五行学说认为十二辰组成六个相合,寅与亥相合,正月在束郊耕田,是取月建与日辰相合。”

    国子助教桑惠度建议:“查考郑玄把亥日作为吉利时曰,阳生在子曰,吉利起源于亥日,选取属阳的吉曰创造万物,亥又属水,代表十月,五谷依赖其滋润而成熟。”

    助教周山文建议:“卢植说‘元,即吉利。郊祭天是阳祀,所以用曰。籍田礼是阴祀,所以用辰’.蔡邕月令章句解释元辰说‘曰是干,辰是支,祭祀天用曰,祭祀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建议:“少牢镇食礼说‘孝孙某某,明日丁亥,用年节礼祭祀皇祖伯某某’。注说‘未必衹有丁亥日,衹是举一天来说明罢了。祭祀太庙的典礼在丁亥日,如果不用丁亥日,就用己亥、辛亥曰,衹要有亥就可以。郑玄又说‘必须用丁、己,是取其美名。选用的是叮嘱、改变的意思,都是表示尊敬’。如果这样,丁亥衹是祭祀的日期,不足祭祀先农的专门日期。汉文帝在这天举行籍田礼祭祀先农,所以后世的帝王相沿采用,没有别的意思。”

    殿中郎顾马之建议:郑玄称是先举行郊祭后的吉利时曰,可没有说必须是亥曰的理由。卢植清楚子到亥是叫辰,但也没有固定用辰的证据。汉代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礼,始自汉文帝,他的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事活动开始于籍田礼”这衹是草就的诏令,没有发现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的吉日。昭帝癸亥日在钩盾管辖的皇家游乐场地耕田,明帝癸亥日在下邳耕田,章帝乙亥曰在定陶耕田,另外辛丑日在坏耕田,魏的至巡照实写明在辛未,不定在一辰,这是两代的证明。推究晋的改变魏,塞的沿袭置,正是信服郑玄的意见,没有不同看法。班固排列亥位说“阴气对应仲秋之月就应该收藏万物,然而如杂有阳气就会阻碍播种”而且亥既然是属水的辰,天性化育,播种要选取吉曰,就是这个意思圭匡厘排列丑位说“阴祀五帝辅助仲冬之月渲泄气息萌生万物。”排列未位说“阴气受命,辅助君主在五月播种万物,使它们长大茂盛”因此还伐更选,重蝼改用,参酌从前的用丑,确实都有依据。相互商议奏请用丁亥曰。下诏说“可以”

    建元四年正月,下诏建立国学,配置一百五十位学生。其中有爵位乐于入学的有五十人。学生十五岁上学,二十岁回家,收取王公以下包括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现在职以及罢职散官的子孙。选取的学生家离国都都不超过二千里。太祖去世,才停止。

    永明三年正月,下诏建立学校,创建学堂,招收公卿子弟及员外郎的后代,总共配置学生二百人。当年秋季中期全都聚齐。主管官吏上奏:“宋元嘉年问的旧制,学生到校,先用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另外有释莱礼,不知道现在应当举行什么礼?用什么乐和礼器?”尚书令王俭建议:周礼“春天入学,举行释菜礼,伴以乐舞”礼记说“学校开学头戴皮弁举行释菜礼,表示敬奉道学”又说“刚入学,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中朝以后,释菜礼被废,现在所实行的,衹是释奠礼。使用的乐器礼器,都没有明文记载。如仿效七庙祭礼就轻了,比照五礼就重了。陆纳、车胤认为宣尼庙应依照亭侯爵位的礼仪;范宁要依照旦公庙,用王的礼仪;茎宣认为应当把他作为先师,而不要作为臣下,举行释奠礼那天,配备帝王专用的音乐。如此车、陆的主张就失之过轻,二范的主张又失之太重。喻希说“如果达到王的等级自己陈设礼乐,就是在最尊敬的场所滥行奖赏;如果要嘉奖、赞美先师,就是比附得不完备”查考这一说法,符合情理。皇朝屈尊弘扬教化,用先师之位相待,如同上公,就事而言是恰当的。元嘉时建立学校典礼,裴松之提议应跳六佾舞,因为郊祭的乐舞尚未齐备,所以权且演奏登歌。如今乐器已经齐备,应该三面悬挂乐器演奏,跳六佾舞,牺牲物品及器具,全部依照上公。

    这年冬天,皇太子宣讲孝经,亲临释奠典礼,御驾也亲临倾听。

    建武四年正月,下诏建立学校。永泰元年,束昏侯即位,尚书台依照丞塱年间旧事废除学校。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说:古代建立国家统治百姓的帝王,必定把教学放在首位,用来节制邪恶的情感,禁绝世俗的欲望,所以能教化百姓裁制风俗,养成良好习性。因此忠孝纯一,信义形成,礼让实行,尊重学校教育,其目标是相同的。因此成均鲜明地记载在古代典籍,虎门显赫地记载在前代经典。陛下圣明敦厚,承继大业,现在皇命已下,废除学校的消息早就传闻,恐怕观览国家盛德光辉的人,会有所议论。如果因为国丧的缘故应当废除,当年汉成帝设立学校,白元始年间,一百多年中,未曾有短暂的废除,其间也有国丧。而且晋逮童去世时,他设立的学校还是保存着,这些都是前代不因为国丧废除学校的明确记载。丞塱年间因为没有太子的缘故,废除学校,这不是古制。查考国家设立学校,本意是兴起教化导致国家太平,天子到学校咨询商议,举行祭礼。礼记说:“天子出征,接受祖先的旨命,接受学校拟订的谋略。抓获有罪的人回来,在学校举行释奠礼。”又说:“在太学设置三老五更之位赡养老人。天子袒露身体宰割牲畜,持爵献酒,教育诸侯孝悌。”这学校是天子拥有国家的根基,或用其教化天下。所说的都是太学的事。现在所引用的太学并不是相反的证据。据我所见,现在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太学。晋代初年太学生有三干人,多了之后就会杂滥,惠查时想分辨清楚,所以元康三年才设立国子学,第五等官品以上的人能进入国学。天于离大学到国学,是为了举行典礼。太子离太学入国学,是为了以年龄大小相让。分设太学与国学,这是晋代区别士庶,划分贵贱罢了。然而贵贱士庶,都需要教育化成,所以国学大学两者共存,不是因为有太子所以设立。因此把学校的兴废系在太子身上,这是丞塱时的重大失误。巡崇尚儒雅,几次废置刑法,可是还道谢居三老五更位的老人,是因为进行教育的手段没有精深。古代的教育,家庭有私塾,党有庠,术有序,国家有太学,用讽诵相互切磋。现在的学校非但不应废除,还应更加崇尚教化之道,依据古代制度,让郡县有学校,乡间实施教化。请交予尚书台及太学、国学详加审议。

    主管官吏陈述。听从了这一建议。学校最终没有能够设立。

    丞塱五年十月,主管官吏上奏:“南郡王萧旦皑举行加冠礼,礼制中找不到从前的标准。”尚书令王俭建议:皇孙加冠的事,历代都没有规定,礼典中虽然有嫡子但没有嫡孙,可是帝王位居正统,向下延及五代。如今南郡王是皇太子所生,确实是国家的后裔,加冕典礼,应该不同于各位藩王。据士冠礼,‘主人穿戴黑礼帽朝会礼服,主宾为成年者戴上帽子,赞礼者为其系上帽带。郑玄说‘主人,是被加冠者的父兄’。查考这裹说父亲及哥哥,就是表明祖宗的存在,父亲不是作为君主。大戴礼记.公冠篇说公举行加冠礼自己作主人,四次加戴黑色礼帽,把卿作为宾客。这是表明继位的国君以及帝王的庶子不能称是继位者。小戴礼记。冠义说‘在主人位上行加冠礼,是显示被加冠者是传宗接代的人。又在客位上行醮礼,三次加戴礼帽更显示出尊贵,是勉励其今后有所成就’。注说 ‘嫡子在束阶主人位举行加冠礼,庶子在房内举行加冠礼’。礼记又说‘古代重视加冠礼,所以在宗庙举行,为的是卑下自己尊奉祖先。根据如上记载来说,更和郑玄注释仪礼的意思相合。因此中朝以来,太子行加冠礼皇帝亲临,由司徒为他加戴礼帽,由光禄赞礼。诸王行加冠礼,则是由郎中加戴礼帽,由中尉赞礼。现在如果和太子的加冠礼相同,就太重了;如果依照诸王的加冠礼,就太轻了。另外春秋的意思,‘不因父亲的命令推辞君主的命令。礼载‘父亲在此是儿子,君主在此就是臣下’。皇太子居于臣下、儿子之位,没有专擅礼仪的道理。南郡虽然处于藩国之位,但不同于其他庶子的封地,应该让其禀承朝廷的旨命,略微表示在束阶主位举行加冠的礼仪。晋武帝下诏说选、毯派遣使臣给诸王加戴礼帽,不是正规的古制。这大概说的是庶子、封王,应当依照公举行加冠礼自己作主人的意思,至于国君的长孙,派遣使臣是可以的。应当派太常持节前往为其加戴礼帽,大鸿胪作为赞礼人,醮酒的礼仪,也由二入主持,祝酒、醮酒的文辞,按照经书礼记,另外撰写,不依照藩国的常规礼仪。朝廷官员陪席拜贺,自然依照旧的制度。举行典礼那天,朝廷内外二品以上的清官,都集中到止娄庆贺,并且到束宫南门递送贺辞。另外一天送礼,宫中大臣也要登门道贺,如同进献台省的礼仪。举行加冠礼之后,限期拜谒宗庙,弘扬尊奉祖先的意义。这既然是大典,应该由通关八座丞郎并交给太学、国学详细计议。

    仆射王鱼等十四人的建议都相同,并且撰写了赞冠、醮酒两种文辞。下诏说“可以”祝辞说:“皇帝派给事中、太常、武安侯萧惠基为南逊王加戴礼帽。”祝文说:“占卜选择期、宾客,举行加冠典礼。抛弃你年幼时的心志,从此成就德业。亲近贤者任用能人,隆盛大的福惠。”醮酒辞说:“美酒已清,嘉肴已满。兄弟都在,亲善恭谨,做出表率。永远长寿,和睦安宁。”

    丞塱年间,世担因为婚礼奢侈浪费,命令诸王纳妃妾,包括皇上的御妻和六宫妃嫔,依照礼制衹陪送枣、栗、股脩,加上香泽花粉,其余的衣物之类都停送。即便公主出嫁,也衹是送礼给对方父母。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建议说:作为人伦的开始,没有比冠礼、婚礼更重要的了,它们可以使仪表尊贵德业有成,缔结两姓欢好。世风因时代而兴衰,古今有不同的准则,礼仪的繁简,根据时代而有所不同。三次加戴礼帽的冠礼在士人庶民中已经废弃,婚姻的六礼也衹局限在宫廷使用,虽然因袭不久,事情恐怕也难以马上改变,可是大型礼典的关键之处,就是应繁简适当。据士冠礼,三次加戴礼帽完毕,就要用醴酒宽待主持冠礼的人,宽待醴酒仪式衹有一次,所以醴酒文辞没有二份。如果不宽待醴酒,那么每加戴一次礼帽就要有醮酒仪式,所以醮酒文辞有三份。王肃说“宽待醴酒本是古制,这是很重的礼节,用时鲜的酒,这礼节就轻了,所以如此”或是醴酒或是醮酒,意思不一致,这些都详细记载在经书之中。如今君王加冠礼结束,祇是酌酒一次,可立即依照古制设醴酒礼。还用醮酒文辞,确实是违背礼的本意。查考婚礼是在篚裹装上四个爵,加上两个剖阙的瓢,既有崇尚质朴的含意,又象征离合的意思。所以用手抓三口饭就不再吃,接下来夫妻各用瓠瓜剖成的瓢饮酒漱口。先儒认为婚礼是成就合好,事不过三,然后合用瓠瓜剖成的瓢饮酒。礼制先用瓠瓜剖成的瓢饮酒漱口,作为第二第三,有违本意。另外<郊特牲说 “三王用陶器瓠瓜装牲物”说的是远古时候,没有夫妻共吃一盆牲物的礼仪,三王创造了它,用远古的器具,是重视夫妇的初始。现在虽然用方标表示节俭,可是更加背离古代典制。另外用锁把两个瓢连在一起,大概是出自近代的习俗。又另设花烛,费力雕饰,也有损从前制度。当今圣明政治日益隆盛,声名教化务求整肃,那么古代淳朴的世风,保留祭祀宗庙的生羊而爱惜礼义,历代沿袭的制度,关系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嘉礼实在重要,应该完备旧的制度。我认为自现在的王侯以下,加冠礼完毕,举行一次醴酒仪式,以此遵行古代的礼义。醴酒仪式就根据旧的记载,对事情是恰当的。婚礼也依照古制,用瓠瓜剖成的瓢盛最后用来漱口的酒,并且除去金银锁链,其余的各种器物,都用陶器。殿堂人役手持烛火,完全可供燃烧之用,花烛奢华,也应当停止节省。或许去除浮华雕饰可以预期,风俗也会慢慢改变。商量的意见一致。上奏被许叮。

    晋武帝太始二年,主管官吏陈奏,从前的事例是皇后的避讳与皇帝的避讳一起下达。韶令说,礼规定皇后的名讳不出宫内,是近代才避讳的。建元元年,太常上奏议事朝堂的避讳原则。仆射王俭建议说:“皇后的名讳依据旧的制度不确定避讳原则。礼规定天子诸侯避各位祖先的讳,臣仆既然有随从致敬的意思,应当为太常府君避讳。至于朝堂的题名榜,本来衹适用于天子,既然够不上追念尊奉,而礼衹施于三代,所以晋代的京兆,宋代的束安,都没有列入题名榜。孙毓的建议称京兆位列正庙,臣下应当为他避讳,可是没有上题名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建议束安府君的名讳应该上题名榜,何承天持不同意见,就是明证。”凡是有人名、地名触犯太常府君以及皇帝、皇后名讳的,都要改。对宣帝的避讳相同。人名、地名不衹避讳一字,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因为题名榜上有“之”字与“承”字并行避讳,东宫承华门也改为宣华。

    汉代末年,蔡邕编撰汉朝会志,最终没有完成。秦代人把十月初一作为岁首,汉代初年相沿袭大宴宾客,后采用夏历,但仍没有废除十月初一的宴会.东汉以后,正月初一夜漏还剩七刻,鸣钟接受拜贺,公侯以下拿着礼物来到庭院,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进殿呼喊万岁,然后奏乐宴饮。张衡赋说“皇帝车舆清晨起驾,日光升上扶桑”可是虽说清晨起驾,也必须辨明天色后才好进行活动。魏武帝建都邺,正月的宴会在文昌殿举行,用汉代礼仪,又摆列百华灯。后来魏文帝因修建洛阳宫室,权且建都许吕,宫殿狭小,正月初一在城南设立毡帐宫殿,用青色帷幕作门,演奏音乐大宴宾客。后来还都洛阳,依照汉代旧制。晋武帝初年,重新制订朝廷宴会礼仪,夜漏还剩十刻,在庭院点起火炬照明,群臣会集。傅玄朝会赋说“华灯犹如火树,百枝炽烈辉煌”这是因为把魏代礼仪与庭院点火照明同时举行。夜漏还剩七刻,群臣入殿道贺,还剩五刻,各就各位,等到夜漏流尽,皇帝出前殿,百官进贺,如同汉代礼仪。仪礼结束停止进入,群臣就座,称为辰贺。昼漏上到三刻皇帝再出来,百官奉献寿酒,大宴宾客,演奏音乐,称为昼会。另外在黄帐外排列三十位女乐手,演奏房中之歌。江南多有忧患,不再举行晨贺,夜漏还剩十刻,打开宣阳门,到天亮才打开殿门,昼漏上到五刻,皇帝才出来接受拜贺。宋代到十刻才接受拜贺。其他升降跪拜礼仪,以及设立后妃、分封王公以下官爵、祠祀、夕牲、拜官授官、吊唁、祭祀,都有仪制,内容太多不再记载.

    三月三日的曲水流觞之会,就是古代的楔祭。选礼仪志说“三月上巳曰,官民都到束流的水边洗濯干净,清洗自己消除旧病,是一次大的清洁”没有记载东流的是什么河。晋中朝载,卿以下至于庶民,都到洛水边行楔礼,事情见于各楔赋以及夏仲御传。赵王伦篡位,三日,在天渊池集会杀掉张林。怀帝也在天温迤集会赋诗。陆卷说“玉逦迤南的石沟,引御沟的水,池西堆石成为楔堂,横跨水上,流杯饮酒”也没有说曲水。元帝又下诏废除三月三日的游戏用具。现在相沿成为各种游戏用具,雕琢玩弄技巧,历代增减没有常规。

    史臣曰:考察禊和曲水,意思有矛盾。过去说阳气播布流畅,万物萌发,姑且洗洁自己。“巳”就是“祉”意思是祈求福惠。另外一说,三月三日,清明节,将在水边举行仪式,祭祀祈祷丰年。应劭说:“‘楔,就是‘洁’,意思是自我清洁。有人说漠代有个叫郭虞的人,在三月上辰日生了两个女儿,上巳日又生了一个女儿,两天中接连生的女儿都死了,当时的习俗认为是大忌,百姓每到这天,都到束流的水边祈福清洁自己,在清流中流杯饮酒,后来就形成曲水之会。”据考高后祈福霸上,马融梁冀西第赋说“西北戌亥之位,磁石显示坠落。虾蟆吐泻,庚辛地域”就是曲水之会的象征。现在根据楔礼就是曲水会的事,应该在永寿之前已经有了,祈福消灾就不可能在高后之后,祈求农业丰收的说法,对事情是适当的。

    九月九举行马射。有种说法,金秋时节,讲演武艺,练习射箭,像汉代立秋的礼仪。

    史臣曰:考察晋代中朝时元旦朝见群臣,设卧骑、倒骑、颠骑等项目,从束华门往神虎门奔驰,这也是角抵之流的杂技游戏。宋武帝为宋公时,在彭城,九月九日出行到项羽戏马台,至今沿袭,作为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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