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二

，聚集在一起分析议论，说一定有变乱发生。京都的百姓本不是都懂得占卜的法术和天命的。那招致兵灾的原因，哪是命运应该这样呢？国家太平有的发生了动乱，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又有的无祸而亡国，或者多难却兴邦。国家太平有的发生动乱，原因是依仗太平而不实行德政；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原因是遭逢动乱而励精图治。没有灾祸而失去天下，是因为忽视国家的日常政务的重要，忘掉应警惕戒惧；多难兴邦，是因为经历了众多世事的艰难，知道警戒自己。现在国家发生动乱失去控制的现实是不可挽回了，那谋求太平复兴国家的事业，在于严格要求并激励自身，谨慎地治理国家。面对导致危难的关键，求得道义的支持，就能复兴，失去道义的支持就会衰败，那中间不容再有反复，惟有深思熟虑。不固执己见而听取大家的见解，违背私人欲望来遵守道义，远离奸恶的小人，亲近忠诚正直的臣子，用至诚待人，去掉猜疑欺诈，这道理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不劳神、不费力，只是在心里约束自己罢了，如果能这样哪里还忧虑什么乱臣贼子？还怕什么险恶的命运？

    还担心什么国家不太平呢？

    德宗皇帝又向陆贽询问切合现实的谋略，陆贽劝皇帝说：“群臣朝见的时候，让他们尽量讲政事的得失。如果提出有关军务的对策，可以打破常规接见，听取不倦。兼容天下人的智慧，成为自己的才智。”德宗皇帝说“：我对臣子哪里是不用诚心相待呢？然而送给我的奏章，只是批评别人的错误，好像不是忠诚正直的人。以前说君臣一体，所以信任不疑，以致奸恶的人借以炫耀威福。现在产生的祸乱，就是真诚相待的弊端。进谏的人又不保密，总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此博取好名声。我继承皇位以来，看到向我提出的很多政见，大多是相同的不实传言，加以质询就无话可说，所以近来不召臣子询问政事，怎么能说是厌倦了呢？”陆贽因此竭力劝谏说：从前有因噎废食的人，又有怕淹水自己沉到水底的人，他们防备灾祸的做法，不是太错了吗？希望陛下以这为鉴戒，不要因小的担忧而妨害常理正道。

    我听说百姓帮助国家，原因在于皇帝守信用，守信用的根本在于真诚待人，一不真诚，心就难以知晓；一不守信用，诺言就不能实行。所以圣人注重待人真诚和守信用。经书的注释说“：待人真诚和守信用贯穿‘物’的始终，否则没有‘物’。”

    这“物”就是功业建树，说的是不讲真诚和信用就无所建树。一般老百姓不讲真诚和信用还不能成大事，何况皇帝要依靠讲究真诚和守信用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而能对人不讲究真诚和守信用吗？

    陛下说对人真诚和守信用能招祸，我私自认为不对。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的人不谈，是丧失人心。不可以同他谈话的人而同他谈，是说错了话。聪明的人不失人心，也不说错话。”陛下可以审察他的言论，但不能不信任，可以谨慎地交往，但不能不真诚待人。所谓百姓，最愚昧但又最神圣。敦厚之辈，表面上看有的迷糊，有的浅陋，这像是愚昧。但皇帝的对或错他们没有不明白的，喜好厌恶没有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不传开的，做的事没有不仿效的。用谋略驾驭，他们就会欺诈；表露出疑心，他们就会得过且过。不按照礼节接待，那他们就不屑于为仁义而死；不用真情抚慰，那他们就轻视为皇帝效忠。皇帝怎么做，臣民就跟着怎么做，皇帝施恩惠，臣民就报答他。

    这就像影随形体、回声应响一样。所以说“：只要国家用至诚相待，就能为他献出生命。”不求全省察自己而求全责备别人，不在前对人真诚，却希望后随者一片至诚，就一定会欺诈和不讲信用。现在方镇不忠于国家，陛下发动军队征讨他；臣子欺骗皇上，陛下下令杀死他。有关官吏听从命令而不敢赦免，是拿陛下拥有的权力来责求他们不应有的行为。所以真诚、信用一刻也不能丢掉。希望陛下千万信守，努力实行，担心不是陛下后悔的理由。

    传中说“：人谁没有错呢？错了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仲虺歌颂成汤的品德说“：改正错误不吝啬。”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绩说：“天子有错误，仲山甫帮他改正。”成汤是圣明的国君，仲虺是圣明的辅臣，圣明的臣子辅佐圣明的国君，不说他没有错误，而说他改正错误；周宣王是中兴周朝的贤王，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臣，吉甫歌颂他的君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赞美他补救错失。那圣贤的心愿，把改正错误看成是可贵的，已很明显。错误缺点，最聪明的上等人和最愚昧的下等人都难免，只有聪明的人能改过从善、愚昧的人以改过为耻而走向邪恶。自古以来，其间有的臣子崇尚阿谀奉承，有的国君自封圣明，遏止大仁德，实行小伎俩，才有进朝廷就亲近、出朝廷就诡辩不实的臣子。奸恶由此产生，善美因此阻断，天子的头脑因此昏乱，直言谏诤的臣子因此获罪，献媚讨好的伎俩盛行，危害很大。太宗皇帝有文武仁义的美德，治国达到太平盛世的功劳，可说是威极一时，可是人民到现在仍以他听从劝谏、善于改过作为首要称颂的美德。由此可知听从劝谏、知错就改是帝王的大功业。陛下说谏官议论国政，把好事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皇帝，实在不是美事，但对于大德并没有亏损。

    听取劝谏而不避忌，传扬开来，正好增添美誉；拒绝、避忌劝谏，又怎么能禁止它不传播呢？不应该用这做借口阻塞进谏的途径。

    圣人不忽视细微的事，不欺侮鳏夫寡妇。大话不能实现的不要采用，实话合乎道理的莫要拒绝；顺心意的话不必都肯定，不顺心意的话不必都否定；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不一定对，与大家相同的意见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见效慢的意见不一定愚蠢，甜言蜜语过分重利的主张不一定聪明；用社会实际考察，只要是好的就保留，就可以获取全国的民心。

    人的情感容易被偏信蒙蔽，被猜疑阻隔，忽视看不起的事务，偏爱欲求的事物。

    偏信，听取意见就会不顾实际，所以有失去分寸的话；疑心太大，就会即使是实话也不愿听，所以接受失实之辞。轻视某人就可能遗漏应该重视的事情，追求某事就可能容纳应该抛弃的人。如果放纵私欲，不考察实际，这就失去天下的民心了。所以常情所轻视的，圣人所重视的，不一定就羡慕高深、偏爱奇异。

    陛下又认为相同又没有根据的话，加以询问就哑口无言了。我认为，陛下虽然问得他没话说，没有问明他的道理，能使他口服不一定让他心服。况且臣子的心意没有不希望表达给皇帝的，皇帝的心愿没有不想让臣民了解的，但是臣民经常因下情难于向皇帝表达而苦闷，皇帝也经常为自己的意愿难被臣民理解而苦恼。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九种弊病还没有去掉。我所说的九种弊病，皇上有六种，臣子有三种：喜欢超过他人；耻于听到批评；显示能言善辩；炫耀才智；强化威严；刚愎自用，这是皇上的毛病；献媚奉承；瞻前顾后；胆小怕事，这是臣子的毛病。好胜又以听批评为耻，一定爱听花言巧语，避忌直话、实话；献媚者得以进言，忠诚真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卖弄巧辩又炫耀才智，必定凭言辞来折服人，料定别人说假话，那么持观望态度的人就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说话，切磋的好处就不可尽得。强化威严而刚愎自用，一定不能平易近人和承担错误，那么胆小懦弱的人来了，合乎情理的话就不会陈述了。连尧舜也担忧难于深刻地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凭一问一答就断定全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如果想治理国家，但不努力争取人心，那么国家根本不会太平；努力争取人心，但不尽力接近臣民，那人心根本就争取不到；努力接近臣民，但分不清君子小人，那臣民根本就接近不了；努力分清了君子小人，但厌恶正直的人，偏爱阿谀奉承的人，那君子小人就根本分不清了。求一团和气，讨皇帝喜欢，有的人从中得到极大利益；冒着灾祸触犯皇帝的尊严提意见，有的人因此遭到大祸害。当皇帝的人为求言用重利诱导，还怕忠诚正直的话听不到，何况疏远、阻拦和猜忌呢？

    这时，叛贼没有消灭，德宗皇帝想第二年就改换年号，而掌握律历的官员坚持说国家适逢厄运，应该改变年号，表示国家新的开端。德宗皇帝于是商议改加堂皇名号。陆贽说“：现在皇上远离京城避难，叛乱的罪魁祸首还没有消灭，这是人心决定向背，天意决定去留的时候，陛下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振奋民心，不应该替自己增添美好的名号来牵累您谦虚的品德。”德宗皇帝说：“您的话本来好，但应当稍有变革，请您为我谋划这件事。”陆贽说：“古代帝王，品德符合上天的名号是‘皇’，符合大地的名号是‘帝’，符合于人民的名号是‘王’，以天为父亲，大地做母亲，来养育人民，创造财富、都能适宜的人的名号是‘天子’。这都是很大的名号了。夏、商、周这三代以前，颂扬君主的美德，不敢超越以上名号。到秦朝才兼称‘皇帝’。流毒影响到后世昏庸的国君，才有‘圣刘’、‘天元’的名号。

    所以帝王权衡轻重的，不是名号，而是看品德如何。如果认为逢艰难应该有变革，不如承认错误，降低名号，以此敬奉上天的禁戒。况且改革旧政，矫正失误，是最明智的；去掉浮名虚荣，是最聪明的。怎能宁可加多余的名号来遭受实际的灾祸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恰逢改年号为兴元元年的赦令刚写完，德宗把草稿交给陆贽，让他商议周详。陆贽了解皇上实行仁政不坚定，遭难就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了就放纵，想激发和增强他的信念，就建议说：“经历突发危难的人，不能按常规办事；解决紧急的纷乱，不能用普通的命令使他明白。

    陛下用了全部军队和武器，耗尽了财富，京师发生叛乱，叛贼占据皇宫。现在已有四个凶恶的伪王、两个伪帝，其他怀着野心持观望态度的人还数不清，但想解除这些祸患，收服人心，只有靠赦免的命令了。但用言词感动人心，被感动的少，言词又不符合他们的心意，谁还肯归附朝廷？所以心不至诚就不能感化别人，‘害’不发展到极点‘利’就不会来。悔过不能不深刻，承认错误不能不全面，招揽人才不能不广泛，施恩惠不能不大，让天下的人听了，觉得大为一变，人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所希望的东西，哪还有人不心服呢？那些需要改革的法令条规，我已另外封着送给您了。我听说承认错误不难，改正错误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难。易经说：‘圣人感化了人心，天下就和睦太平。’感化是从心里产生的，并且表现在所做的事上，所做的事有的不能让人理解，所以用语言来表达，言语必须顾及谋虑，谋虑必须符合现实，这三者相合，才能求得感化人心。只有陛下先确定标准，以便措词行文。估计能实行的措施就公布，做不到的就删掉，不要随便许诺，后来又反悔。”德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当初，德宗皇帝离京流亡，皇宫仓库里财物都丢掉了，卫兵没有冬衣。到这时，各地献给朝廷的给养、贡品渐渐运来了。德宗皇帝竟在行宫两旁的廊屋设置琼林、大盈两个御库，另行收藏贡品。陆贽劝谏他，认为：“琼林、大盈这类御库古代没有典籍记载。老臣都说：开元年间，显贵的臣子弄巧求宠，建议郡县的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安排常用，那些贡品，全部归天子私有。使天子放纵欲望，最终还是送给了叛贼。现在军旅正疲苦，伤病员呻吟声不绝，竟把珍宝贡品私藏在另外的仓库，恐怕众臣民失望，请陛下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的人。命令以后收取的贡品，一定送归有关部门，先用来赏赐军中有功的兵将，并不得进献珍奇和华贵的丝帛。这就是散发小储藏成就大辅佐，放弃珠宝稳固帝位。”德宗皇帝醒悟，立即撤销了那两个御库。

    李怀光有反叛的意图，想激起他的部下叛乱，就写信给德宗皇帝说：“我的部队军饷少，与神策军不是一样，难以作战。”李晟秘密报告德宗皇帝说李怀光要反叛，因而请求移动军营。德宗皇帝派陆贽见李怀光商议军务。陆贽回来报告说“：李怀光不追击败逃的叛军，军队长期不作战，众将帅想进兵，他就阻止他们进军的图谋。这情形必定反叛，应该用计谋制止。”因而劝说德宗皇帝批准李晟移动军营。当初，陆贽与怀光谈到李晟，怀光狂妄地夸耀说：“我用不着借助李晟！”陆贽顺口奉承他威武雄壮，让他不能反叛。到这时，陆贽请朝廷下诏令顺着怀光的心意，暂且使他没有借口把错误推给朝廷。又建议：“派李建徽、阳惠元与李晟一起合兵驻扎在东渭桥，推说李晟兵少不能抵挡叛贼的攻击，让他与李怀光形成掎角之势。怀光即使不想放行，也将没有理由和办法来阻止移营。”

    德宗皇帝犹豫说：“李晟的军队移防，怀光本来就不高兴，如果又派李建徽等人一起向东移动，那将成为他反叛的借口，还是稍等些时候。”李晟迁营后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吞并了两个节度使的兵马，李建徽挺身搏斗而逃脱，阳惠元被杀死，行宫震惊，于是德宗皇帝又流亡到梁州。

    路上有人给德宗皇帝献瓜果，德宗皇帝嘉奖他们的好心，想封他们为试官，陆贽说“：爵位，是国家的名位，不可轻易封给人。”德宗皇帝说：“试官是个虚名，况且已经与宰相商量决定了，您不要不满意。”陆贽禀告说：“奖赏讲信用，惩罚坚决执行，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随意封爵，滥用刑罚，是国家混乱衰弱的开端；不立功而获得爵位就会使爵位轻贱，没罪而任意用刑就亵渎刑律。天宝末年，被宠爱的人有倾国的姿色，因感情好就授予爵位，因被宠爱就给予重赏，法纪才败坏了。安禄山乘机反叛，为祸国家。

    当财物赋税不够供赏赐，于是职官的封赏便兴起了，职官的数额不够封赏有功的人，接着散官、试官的名号实行起来了。现在可忧的是把爵位看得太轻，想办法提高它的价值还嫌不庄重，如果又自己丢弃它的价值，那将用什么奖励有功的人呢？陛下说试官是虚名，恐怕是考虑不成熟吧？建立国家，只有用礼义和权力，招引人才只有用名和利。名位接近虚无，但对于教化来说是重要的；利禄接近实惠，对于道德来说是轻微的。

    凡是用以判断是非、制定法令制度的标准，就要考虑礼义；检验虚实、衡量轻重，就要想到权力，如果专一讲实利但不用虚名辅助，那财物就不够消耗；如果专一讲虚名但与实利不相符，那就会心情散漫而没有追求。所以赏赐财物、排列俸禄的等级以突出实利；使品位的高低不同，服饰有别，以美化虚名。当皇帝的人通达权变，看需要交替使用名利，使它们互相补充，那就掌握了治理国家的关键。

    按照法令，有职事官、有散官、勋官、爵号。那授给职事享受俸禄的，只有职事一种官，依照才能安排职事的大小，依照功绩和品德决定名位，这就是既给予实利又包含着虚名。勋、散、爵的名号，只从服饰的差别、品位的承袭来尊崇高贵，来表彰功劳，这就是借虚名又辅以实利。

    现在，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位的名号一样，用这来犒赏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的人可说是很庄重了。现在献一筐瓜、一篮果，就授官位，那些舍生忘死为国家的人就会相互说‘：我们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与草木一样，怎能嘉勉人呢？陛下一定要取得农夫庶民的欢心，重赏他们就行了。”

    不久，陆贽因功劳升为谏议大夫，仍然担任翰林学士。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死了张镒，夺了他的官位，虽然多次向朝廷送贡品，但谏议官多批评他脚踩两只船，暗中窥伺机会。德宗皇帝也不能容忍他，他的使者来，都没有召见，想用浑蠨取代李楚琳。陆贽劝道“：楚琳犯罪的事过去已经很久了，议事官现在才议论纷纷，不是太晚了吗？况且在京城周围救援朝廷的部队，紧急向他们宣召告急，一刻也不能差错。商岭已是曲折遥远，骆谷又被叛军截断，能通朝廷命令的只有褒谷斜谷了，如果再阻断，各方镇持观望态度的将领，我方取胜就会跟朝廷走，敌方胜利就会投降叛贼，在这关键时刻，不容有差错或挫折。如果楚琳逞凶敢做猖狂的事，在南边阻塞交通要道，与东部的敌人联合，那就卡断了我们的咽喉，心和臂就分开了，那岂不很危险吗！现在楚琳脚踩两只船，这是上天诱导他的忠心，保障我们归路通畅，成就复国大业。”德宗皇帝放了心，召见了他的全部使者，下诏书嘉勉慰问他。

    德宗皇帝想把皇宫内外随他一起逃难流亡的官员全部加上“定难元从功臣”

    的封号。陆贽说：“皇宫官宦，恭敬地为皇上奔走效劳，吃了点苦是有的，有什么功劳呢？经历了点难是有的，哪谈得上平定灾难呢？现在把他们同那些拼命保卫朝廷的人同列，恐怕会冷了将士们的心，引起功勋大臣们的怨恨和愤怒。”德宗皇帝就没有那样做。

    京城收复后，德宗皇帝想下诏书给浑蠨查访宫中逃散的宦官、女艺人，供给盘缠让他们回到皇帝行宫。陆贽劝谏说“：大难才平定，被各种徭役累得疲病交加的百姓、受重伤和残废了的士兵，都带着病，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想听到皇上降恩的诏书。事情有先后，礼义有轻重，重的应该先做，轻的应该后做。昔日周武王消灭商纣王，有的事还没有下战车就做了，有的事是下了战车后做的。当前要做的事，我认为应该派大臣乘驿站的车马紧急行动，迎接安放祖宗的神位，休整京郊的祭台，举行祭天礼，陈述谢罪的心意，抚恤为国家大义而死的人，犒赏有功劳的人，重用忠心正直的人，慰问老年人，定叛变首恶的罪，宽大胁从的人，给在战乱中失去官职的人复职，恢复荒废了的事业，这些都是应该先做而不应该后做的。修葺宫室，置办服饰，玩好声色之娱，准备梳洗的宦官、宫女，这些是应该后做不能先做的。况艺人、宫女、宦官逢战乱离别的变故后，有的人被将士占为私有。古代人用摘掉冠缨的办法掩盖臣子的过失，送酒给盗马贼喝而宽恕他的盗马罪，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喜爱的东西吗？这是他们懂得当国君的道理才这样做的。天下本来多的是舞乐伎女，为什么一定要找回失散的那帮人呢？”德宗皇帝不再下诏书，但还是派使者告诉浑蠨取出财物把她们送到行宫。

    当初，刘从一、姜公辅才能低劣，比陆贽差得很远，只是凭一句话或一个计谋偶然合皇帝的心意，由下级小官钻营到台阁宰辅的高位。陆贽一片孤忠，被德宗皇帝左右的奸佞权臣进谗言，又加上参议朝政无所避忌，暗中失去了皇帝的欢心，长时间不能当宰相。回到京城后，只任中书舍人。母亲韦氏仍然在江东，德宗皇帝派宦官接她回京城。不久陆贽因守母丧，解除了官职，寄住在东都洛阳。各方面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收，只有韦皋是贫贱时的故交，事先通报，说所送的礼物是皇帝命令他收的，他才收下。

    德宗皇帝又命令宦官把陆贽父亲的灵柩从吴会护送到洛阳安葬。守丧期满，以临时主管兵部侍郎职务召回，又任翰林学士。陆贽入朝谢恩时，拜伏在地抽泣，德宗皇帝也感动地站起身来，改换容仪抚慰他。爱重礼遇更加优厚，天下的人认为他能当宰相。但窦参对他一向心怀不满，嫉妒他。陆贽也多次向皇上报告窦参的罪过。贞元七年(791)，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任他为兵部侍郎知贡举。

    第二年(792)，窦参被罢官，才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德宗皇帝当初信任杨炎、卢杞，杨、卢两人结党营私，排斥忠良，天下的人都很怨恨。贞元年以后，德宗皇帝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虽然设立了宰相，但到任命百官，需要向他反复禀报，经询问后才能任命。到陆贽执掌朝政，才请求让台阁长官能自己推荐他们的部属，如果有不称职的，就处分推荐的人。德宗皇帝开初答应了，但有的人说各衙门被引荐的人都是引荐人的亲信党羽，引荐人接受贿赂，没有真才实学，德宗皇帝又诏令宰相，由他自己选择人才，任命百官，陆贽上奏说：“齐桓公问管仲哪些事损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臣不给予重用，损害霸业；任用贤臣不能持久，损害霸业；开始信任后来又不信任，损害霸业；与贤臣计议国事，但一些小人说三道四，损害霸业。’所谓小人，不全是怀着奸邪不正的心肠来颠覆国家的人，而大多是气量狭小、刁钻刻薄，把能提反对意见当作出类拔萃、自命不凡的人。他们谋取小利，没有远见，讲小信用，损害国家大政方针。所谓台省长官，是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这些人。陛下选拔的宰相，多数出自他们之中，生平行事不能突然不一样。如今竟说他们不能选拔一两个属官，难道下一位宰相就能选拔天下所有的人才吗？寻求人才贵在面广，考查人才贵在严格。过去武后收揽人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只准许人们推荐有才能的人，也准许毛遂自荐，这难道不容易吗？然而考核严格，提拔或罢免都快，所以当时的人称赞她有知人善任的贤明，以后的几朝皇帝都依靠这些人才资源得到好处。陛下把选拔考核人才的任务一个人担当起来，大家难以举荐，有引进的道路，没有精细务实的方法。武后因简易得到人才，陛下因为精明失去人才。现在陛下重视在各级官员中选拔宰相，在地位低微的人中选拔各台省长官，到宰相向您建议，台省长官推荐人才，就又听信谗言，放弃开始的决策，这是任命他担任重要职务又轻视他的建议，职位低的又让他办重要的事。”

    德宗皇帝虽然赞赏他的意见，但最终还是停止下达推荐人才的诏书。

    旧的制度规定，吏部每年考核、选拔一次官吏。乾元年以后，天下战乱不息，大致三年调选一次。官吏的考核不能进行，导致案卷繁多杂乱，假相掩盖真相，官吏借机作恶，法纪废弛，甚至有十年不被考查调迁的官员，官吏缺额有的几年不补齐。陆贽请求把京官和地方官分为三个部分，每年统计缺额，选拔人员来补足，阻止官吏作恶，国家会因此安宁。就在这期间，贾耽、卢迈、赵憬一起辅理朝政，凡是各有关官吏的禀报，三个人互相观望推诿，不肯批示。陆贽又请求按原来的旧规，每十天一人执笔，所请示的事务当即做出决定。

    又因为西北边防每年征调河南、江淮地区的士兵，称为“防秋”士兵平时没有训练，多次打败仗，将领统领指挥不一样，不能对敌作战，陆贽于是上奏章陈述它的弊病说：自从安禄山叛乱，肃宗皇帝才撤除边防军，用来平定国内的叛乱，借助外族军事力量，平息内地战祸，因此吐蕃乘机侵犯边境，回纥倚仗战功不敬奉朝廷，中国不能振兴有四十多年了。率领被战争伤耗的百姓，全力为吐蕃、回纥服务，向西部吐蕃缴纳丝绸，向北方回纥赔偿战争经费，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因此，在全国各地征调赋税，用来屯兵边疆，但又不能制止他们的侵犯。所以侵入边境不远就驱马巡哨，深入边境就严密戒备。

    在当时讨论安定边境的人，都致力于难办的事，忽视了容易办的事；强行使用自己的短处，忽视了自己的长处；实行它又不明白要领，图谋攻取它又功业不就。

    面对的情势有难易，办事情有先后。

    我方力量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难打之敌，这是先夺人心志；我方兵力少而敌人强大，就先打容易打败的敌人，这是盯着敌人的空隙用兵。现在财政空虚，百姓疲劳未恢复，却想征发士兵攻打侵犯边境的敌寇，收复被他们侵占的土地，攻打那坚固的城池，这样一来，前方有胜负未定的忧患，后方有给养运输中断的危险，万一失败，恰好引发了敌人的侵略野心，折损了国家的声威。用这种办法安定边境，可说是不分析形势而做难办到的事。

    上天的赐予有区别，土地出产有差异，所以各地的风俗各不相同。强行用自己的短处去抗击敌人长处会失败，用自己的长处去袭击敌人的短处就取胜。况且追随水草居住，靠打猎为生，善于骑马奔驰冲锋、不认为失败死亡是耻辱，这是吐蕃、回纥的长处，中国的短处。想增加兵力、搜选战马，在原野上奔驰打仗硬拼，靠通常的战法定胜负，用这样的办法抵抗敌人，可说是强行用自己的短处去与敌人的长处较量，做难办到的事。强行运用自己的短处，付出了百倍的辛劳和费用，终究不能成就功业。即使坚持实现了，不失败也要废弃。这实在是超越上天给予的条件，脱离土地上的物产，违背现实状况的趋势，来违反事物所宜呀。

    为什么不坚持容易做到的，发挥自己的长处呢？

    如果选择文官武将，把军纪整顿好，把军队训练精良；宣扬仁德而辅以军威，亲善近邻为远邦树立榜样；禁止欺凌来显示信用，制止进攻来表明仁义；对方请求和解就友好相待但不与他会盟，对方进犯就戒备但不报复。这是现在容易做到的事。看轻武力，重视智谋，爱惜生灵，厌恶屠杀；轻视小利，尊重百姓，忍耐小忿，顾全大局；让他安居一地然后用兵，等待时机然后进攻；整顿边防，守卫战略要地，开挖壕堑，设置兵营，仔细侦查、严加防卫，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充足，不是万全之策不采用，没有百战百胜的把握不作战；小股敌军进犯就阻挡他进入边境，敌军大规模进犯就截断他的退路，占据险要之地遏制他的攻势，用各种方法消耗敌人，让他施展勇力没有对象、军队没有用武之地，掠夺无所收获，攻城不能取胜，前进有腹背受敌的顾虑，后退有首尾不相救应的危险。这叫作趁敌人疲敝，不用作战就使敌军失败，这是中国的长处。我方的长处是吐蕃、回纥的短处；我方容易做到的是敌人难做到的。用我方之长制敌方之短，那就事半功倍。用我方有利条件制敌方的不利条件，那就财物不会缺乏，目的很快就能实现。放弃这些策略不用，反而给敌人可乘之机就等于倒拿戈矛，把矛柄送给敌人来杀自己。现在这些都做了，还是不能牢固地守卫边疆，敌人没有受到惩创，是什么原因呢？毛病在策略经常变更，军队无所适从；担任要职的人不能确保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能确保担任要职；显达的人不一定有真实本领，有真实本领的人不一定能显达；受信任的人不一定忠诚，忠诚的人不一定受到信任；实行的措施不一定正确，正确的措施不一定会施行。

    又有六条失误。军队有的负责进攻讨伐，有的负责镇守一方。负责解救危难，迅速随机应变，随势灵活处置，谋略奇异诡诈，不按常规行动，不顺从士兵的常情，只听从将帅的命令，这是负责进攻讨伐的军队的特点。人的性情是对他有利的，他就努力从事，习惯了就会安于其事，亲戚得以养育之后才会各安生业，眷念了家业之后就能舍生忘死，可以用人道的方法来统治，不宜用法律手段强力驱使，这是负责镇守的军队的特点。当皇帝的想守卫疆土，抵抗外敌，就设置负责镇守的军队去布防。古代善于选官设位的人，一定分析军队能适应哪些地理条件，考察他的作战技能和战斗力，了解他的好恶。使用他的力量，但不违背他的特长；让生活习俗一致，但不改变各人适合的习惯；引导他们向善，但不苛求他们做办不到的事；禁止他们的不良行为，但不布置他们做不想做的事。使部队遵守条令，使他们的家室保持安定，这样才能让他们习惯在这里生活，人心安定。

    施用恩惠军队就会感奋又不骄横，施展威严就会整肃又不死板。这样，不用督责考核就能自动效力，放松防范也不会叛离。因此守卫就坚固，作战就坚强。

    这没有别的诀窍，只是让边境百姓生活安定罢了。现在从远方征调屯垦的士兵用来守卫边疆，希望他做到没有能力做的事，强迫他做不愿做的事，扩充军队数量而不考核他的战斗力，要求他们尽力守边而不考虑他们的士气，这样的军队只能当作仪仗队用，而对守卫边疆、防御侵略的实战没有用处。为什么呢？边远荒凉的地方，千里萧条，寒风吹裂皮肤、豺狼成为邻居，白天要扛着武器耕作，夜晚要靠在烽火台上放哨，有遭受攻击的忧虑，没有休息闲暇的欢乐。他们不是出生在本土，习惯了当地风俗，从小看见它，长大了安于它的人，就不能安心久居并习惯面对的环境。函谷关以东各种物产丰富，这些地方的士兵习惯于温饱，比起边疆来，真是天壤之别。他们听到极寒冷荒凉的边远角落，就倍感辛酸，凄怆之情形于色；听到凶悍的敌人，就吓得掉了魂。又让他们离开亲人，丢弃田园房屋，甘心忍受辛酸，抵抗他所害怕的敌人，将领还要求为他作战，不是不切实际吗？另一方面，有轮流休假的日期，没有统领管理的好措施，供给奉养一味姑息，好像对待宝贝儿子一样，进击不要求他立功，退逃不用军法来处罚。他们掰着指头计算回乡的日子，张着嘴只等吃饭，军队一打败仗，就乘着危败之机，分散向东溃逃。国家平时竭尽储藏的物资来供养闲散无用的士兵，碰到危难就丢弃城镇来动摇边疆的防卫，它的弊病岂只是没有益处呢？判罪流放来的人，本来用来增加户口，充实边防，让他立功赎罪的。本已不是好人，那他们对打败仗幸灾乐祸又超过守边的士兵，恰恰有防范他们的麻烦，没有立功的好处。即使前代实行过，现在也不是非沿用不可。将帅又不亲自到边防前线，只有一部分兵力布防。精锐的士兵，大都选拔去保卫自己，派疲敝病弱的士兵守在关卡要道。

    敌军进犯不能支撑，被敌人活捉、随心所欲地蹂躏滥杀，等到帅府听到敌情，敌军已经胜利回师了。像这样治军，可说是处置违背规律。这是第一个失误。

    奖赏用来抚慰嘉勉，刑罚用来显示惩戒，凭它来勉励有功的，威慑不恭顺的。所以赏罚对于统领指挥军队的作用，就好像车子行走靠衔接车辕前端与车衡的销钉，驯服马匹靠铁嚼口一样。

    现在将帅的命令在军中不能执行，国家的法典不能在将帅中执行，上行下效，苟且度日。想表彰一个有功的人，又担心没有立功的人怨恨，事理不明而不行赏；想处罚一个有罪的人，怕同流合污的人畏惧，因而忍耐着不杀。这样一来，舍生效命的人被众人攻击，迟迟不救败军的人被包庇而不畏罪。表彰批评、称颂诽谤，纷乱混淆。公正的人保持自己正直不向人求情，就陷入艰难困境；奸邪的人徇私献媚讨好，却取得优厚的待遇和好名声。这就是仁义、勇敢的人痛心离散的原因。又比如遇到敌人进犯防卫不坚固，运用的谋略不能取胜，批评将帅，将帅借口粮草不足，批评有关官吏，有关官吏说供应的粮草没有缺少，互相推诿辩解，朝廷的态度含糊，从不追究责任。所以心怀正直的人忍气吞声，欺蒙上司的人不觉得羞愧。像这样指挥军队，可说是考查缺少法度。这是第二个失误。

    因考查缺乏法度，调度指挥不协调，将帅不能竭尽才能，士兵不能全力作战，屯兵虽多，不布阵作战，致使敌军横冲直撞，好像边境无人防守一样。官吏习以为常，只推说士兵少不能抵挡，朝廷不做任何审查，就又征发士兵增兵，对于防御不但无补益，反而对于军需供给有害。

    民间财富一天天消耗，朝廷征税一天天增多，百姓有的倾家荡产，国家实行食盐专卖、抽取酒税，没想到财政收入的一半用在了边防。像这样控制资财，可说是财政因士兵太多匮乏了，这是第三个失误。

    现在国家四周少数民族政权最强盛的没有谁比得上吐蕃。但吐蕃所有军队抵不上中国十几个大郡的多，并且内忧外患与中国没有差别，能用来侵扰我方边境的军队没有多少，加上武器不犀利，盔甲不精良，才智不机敏。他们发动进攻，中国按兵不动不敢抵抗；他们驻扎不动，中国士兵又怕他们强大不敢去攻击。

    为什么呢？实在是我方节度使多，而吐蕃的统帅仅有一人。节度使多人心就不齐；人心不齐号令就不能执行；号令不能执行，进攻退守就无法实施；进攻退守难以实施，军队的行动快慢就失当；快慢失当，就失去战机；失去战机，军队的气势就不战自衰。这样，勇者变为跛足，军多反成弱旅。开元、天宝年间，制服西北的两个藩国，只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还担心权力分散，有时朝廷任命其中一人兼领其他节度使。国家中兴，没有闲暇对外讨伐，就把沦入敌手的四镇安置后隶属于安定郡，把陇右隶属于扶风郡。抵挡两个藩国的，就只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让函谷关以东的士兵隶属于他们。虽然任命的人不恰当，但调度安排的法度还是存在。自从叛贼朱氵此反叛，又引诱泾原节度使，李怀光在朔方反叛后，朝廷又分朔方为三个节度使，共有镇军将军近四十人，都只下诏书任命，各军中有宦官监军，都互相制约。已无军法监督下级，没有人能承当朝廷的嘱托，边关送来告急文书，朝廷才派人通知作战，这就像慢吞吞地去救落水的人，又像互相谦让着去救火。打仗是靠锐气和战斗力来发挥功用的事，锐气凝聚就军势强盛，分散就军势消蚀；军队聚合就军势威猛，分离则军势削弱。

    现在的边防部队锐气消失，战斗力弱。

    像这样建设军队，可说是军力分散在于将帅太多了。这是第四个失误。

    管理军队的关键，在于一视同仁而已。所以执行军法没有贵贱的分别、多少的差异，靠这来统一军队意志，使之全力以赴。受命在边疆长期镇守的士兵，都身经百战，满身创伤，比较他们的作战技能则十分熟练，思量他们的处境则极其危险，考查他们的服役则非常繁重，观察他们的作战则异常勇敢，然而只发给每人本人的给养，又被家里的人分享，经常受冻挨饿。而函谷关以东的士兵，按期换防，打仗怕死，劳动懒惰，然而他们衣食供给优厚，还供给茶水、医药、蔬菜、酱品。丰厚和刻薄悬殊很大。又有的边防军要求向朝廷申请隶属于神策军，这样物资供应就优厚，比原来多出三倍。

    这就是士兵们恨忿，钱粮物资供应不足的原因。担负的任务没有差别，给养立显悬殊，这是人心不甘的事。不投顺敌方，已经是不错的了，何况要他们同心协力抵御敌人的侵犯，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像这样供养士兵，可说是怨恨产生于不一视同仁。这是第五个失误。

    凡是任命将帅，一定要先考核他的品德修养和才能。然后指示他守卫的地区和任务的关键，让他独自揣摩哪些策略可行，哪些策略不行，体察要领，诸如需要多少衣甲武器，聘用哪些僚属，用多少步兵、骑兵，计划要多少粮草物资，在什么地方扎营、什么时候完成作战任务，再审察他的见解，检验他的实绩。如果不堪任用，应当让他开初经历困苦，不宜因其失职之后留下痛悔。如果可以任用，就应当始终如一信任他，不应当在内部牵制妨碍他。所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选拔时花气力费精神，任命时严肃不苟。然后考核好坏，赏罚切实，受赏的人不认为随意，应当责罚的不敢推卸罪责。授权委任专一，那得过且过的念头就会消失。所以古代拜帅命将，国君虔诚如鄃助成般任命他，又赐给代表朝廷的斧钺仪仗，所以军队的礼节不进入朝堂，朝廷的礼节不进入军营，将领依据战机所采取的适宜的决策不能由遥远的朝廷来裁定。军队不能既听将帅的命令又听朝廷的命令。现在陛下任命统帅，首先寻求的是容易控制的人，又把他统帅的军队分成几个部分来分散他的力量，削弱他的职权，使他责任心不强。因此，出守一地的统帅完成使命的责任感没有了，承担临阵退却的死罪的思想消失了。

    一是听从君命，二还是听从君命，只要采取驯顺的态度就可以了，如果要留心平定战难就不行了。两个强敌相斗，两军对垒、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何况京都千里远、皇帝宫殿深、军情难陈述清楚，皇帝听取见解难一致，想计策处处没有失误，即使是圣贤也办不到。边防守卫部队借口兵少不抵抗，镇军将领借口没有皇帝命令不救援，逗留的瞬间，敌人已经奔袭逼近。牧场的战马、栏里的耕牛，早抢杀干净，男女百姓，已俘捉一空。如果皇帝发来出兵命令才互相观望，就没有人敢去阻止。打了败仗的将领，就可把损失一百人减为一人，打了胜仗的将领就可把战果一百扩成一千。统帅认为总指挥权在朝廷，不担心治他的罪；陛下认为权从己出，也不追究败将的罪责。像这样任用统帅，可说失去战机在于皇帝遥控前线的统帅。这是第六个失误。

    我愚笨地认为，边疆应取消入秋后四面八方地设防军队，将其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责令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屯垦边疆的壮士迁移到那里；一部分，仅拿出本道的衣物供给责成关内、河东两郡招募来的少数民族和中原愿依附军队的子弟；一部分，把缴纳国库的粮食物资发给他们，让他们安排生业。命令度支买牛、召集工匠在各屯田营地修整好器具。到边疆的家庭，发给一头牛，农具、家具全备好，每人每年发双份粮草，赐给种子，劝勉耕作待到一年时间，就让他们自给自足；有多余的粮食，县官用双倍的价钱收购。既免除了征调运输的麻烦，又没有要朝廷减免的弊病。出征人人可独立作战，在家人人可耕种庄稼。与那暂时屯田、轮流换防相比，哪可同日而语呢？

    然后设立一位文武双全的大臣担任陇右元帅，从泾原、陇右、凤翔接近长武城，直到山南西道的边界，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再下诏书任命一人担任朔方元帅，从。。坊、。。宁到灵夏边界，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另下诏任命一人担任河东元帅，全河东到振武县的边缘，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各元帅在靠近边境的州治或府治设立元帅府，从所管辖的州府中选拔清廉贤能的官吏任刺史，对军外征集财物供给军用，对军内督促耕织。严格地保持我方的长处，谨慎实行现在容易实行的策略，那就能得到八种利益，避免那六种失误。

    德宗皇帝喜欢这些谋略，但不实行。

    班宏兼任度支，死在任所，陆贽推荐李巽，皇帝随口答应，但自己任用裴延龄。陆贽说“：延龄性情怪僻，暴虐浮躁，任意胡为，不能重用。”德宗皇帝不听。

    不久，裴延龄靠奸滑献媚、花言巧语得到宠信，天下的人都怨恨他，憎恶他，但敢怒不敢言。陆贽上奏章苦苦地劝谏，皇帝不高兴，竟然以陆贽是太子的宾客为借口，罢免了他。陆贽本来谨慎小心，一向不与宾客交往。延龄猜到德宗皇帝对陆贽薄情，趁机进谗言，百般污蔑他，德宗皇帝发了火，想杀掉陆贽，多亏阳城等人一同上奏章替陆贽分辩，才免死降为忠州别驾。后来德宗又渐渐思念他，恰逢薛延任忠州刺史，传达皇帝慰劳的旨意。韦皋多次上奏章请求让陆贽代领剑南节度使，皇帝还记恨他，不肯给。顺宗即位后，召他回京，诏书还没有到达任所，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当初，陆贽进翰林院，年纪还轻，凭才学得到皇帝的信任，天子常用辈分称呼而不叫他的名字。在奉天县，虽然早晚都能进见皇帝，但谨慎精诚廉洁，不曾有过失，因此德宗皇帝亲信倚重，甚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同列官员没有人敢怨恨他。虽然朝廷外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当时号称“内相”他曾经对德宗皇帝说：“现在强盗遍天下，应当自己深刻反省，来感化人心。古代成汤自己检讨错误而兴国，楚昭王出逃，靠一句好话恢复了国家。陛下如果真心不惜改正错误，向天下的人认错道歉，让我持笔写诏无顾虑，那么反叛的人就有可能洗心革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从奉天县颁布的制书，即使是武夫和凶悍的士兵听了也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后来李抱真回朝进见，向皇帝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免的命令传到华山以东，听到赦令的士兵都感动流泪，精神振奋，这时我就知道了叛贼不难平定。”议谏官说兴元年间平定战祸的功劳，虽然靠军队努力作战，但陆贽有辅佐的功劳。德宗皇帝流亡山南时，道路艰险难行，与跟随的官员失散，夜晚召见，不见陆贽，德宗皇帝又惊又急，流下泪来，下令军中，找到陆贽的赏给千两黄金。过了好长时间，陆贽才回到驻地参见皇帝，皇帝喜笑颜开，从太子以下的人都向皇帝祝贺。辅佐朝政时，不顾惜自身，政事的正确或错误，一定发表意见，所说的意见都恳切深刻，都切实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的人规劝他太过分了，陆贽回答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自己的学识，还顾虑什么呢？”流放到边远荒州后，经常关着门户，人们都看不见他，又避免诽谤不著书。

    流放地区的居民被瘴气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困扰，陆贽搜集整理了古今集验方五十篇传给当地百姓。

    赞说：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

    患难危急时，听从陆贽的计谋；叛乱平息后，记恨他言无不尽。因偏信奸臣的谗言愤怒地驱逐有道之士、刚正之臣。对延龄等人，长期宠爱信任，像山岳一样不动摇，这真是昏君和奸臣臭味相投呀！

    世间传说陆贽被罢免翰林学士，是因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的死，是陆贽泄漏了他说的话，事实上不是这样。有道是君子和小人在朝廷势不两立。奸邪的小人被宠信，忠诚正直的人士就危险，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读陆贽数十上百篇论述朝政、劝谏皇帝的奏章，批评陈述时弊，都从仁义出发，足可被后人效法，耿耿丹心，光彩照人，德宗皇帝才采用十分之一。唐朝福运不昌，可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