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九

    若干年后，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采访我的节目，主持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名人下海”几年来的感受。酸甜苦辣，感受良多，但事先没有准备却限定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哪有本事在瞬间精炼浓缩？然而面对着摄像机我自然想到电视屏幕，由电视屏幕又联想到屏幕上出现最多的广告，我就不假思索地说出平时看见某种广告时的感慨，我说：

    “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首先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节目播出后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非常精彩，提炼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少报刊还转载引用，但观众读者肯定想不到我这话是怎样临场发挥出来的。前面说过，到了老年我对生活的感受都会以当年的体验为基准。当年我的无知及血污的报纸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如今我每看到电视上妇女卫生巾的广告，那些血污的“为人民服务”必定又会在我眼前浮现。我惊叹于现今妇女卫生巾的品牌繁多规格不一，令人眼花缘乱目不暇接，大概可以全部满足妇女们在各种场合的需要。坦率地说，任何商品供应的丰富对我的感触都不如小小的卫生巾令我感动。妇女们再不受硬邦邦的报纸折磨“为人民服务”也终于摆脱月经的血污恢复它原本的意义；中国目前需要社会改革及改革的困难，就因为过去开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空头支票太多而今天又必须兑现。

    由此我常想：赚钱当然是每个商人的首要目的，而要能赚到钱就必须时时刻刻考察、研究、试验并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只有迎合人们的需要、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把钱赚到手。商业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互为满足、相互服务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买方又是卖方，一次成功的商业活动就是我为你服务你为我服务。表面看来人人都只顾自己，客观上却是人人都在享受别人服务的同时为别人服务，在为别人服务的同时享受别人的服务。每个人获利的多少决定于他能多大程度满足别人的需求上，不能很好地为人们服务他个人立即会受到损失。任何个人如想最大限度地追求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别人服务好。商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争取比对手为顾客即“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竞争一方的失败及损失，却会在宏观上使顾客即人民与社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提升人民的享受水准和社会的进步程度。甚至可以说，提高人民享受水平和促使社会进步，必须要以一部分商业活动的失败为代价。但在商业活动中失败者并非固定的，而每个人都天生有趋利避害争强好胜的本能，于是便激发出每个人的竞争性从而无限度地激起人与社会的活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生物y。这样“为人民眼务”的口号就真正落实并贯穿于所有的链环当中。

    虽然生活把人情颠来倒去让我观察，从而使我觉得人不值得怜悯，但生活又颠来倒去地让我感到人还是应该有怜悯之心。因为后来我偶然遇见一个女人，她用她的怜悯最终将怜悯深深根植在我的心里。使我后来在某些时候即使明知会上当受骗，也不愿放弃一次可能帮助别人的机会。

    幸亏我没有完成“叛特反资”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没找到带血污的印着“最高指示”或领袖头像的报纸，也就是说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斗争”到第二年开春，农场的革命群众开始一个个解放牛鬼蛇神，第一个得到解放的竟然是我这只死老虎。

    毕竟我与“叛特反资”一起劳改了一年多，我出群专队时牛鬼蛇神们都依依不舍地与我话别。“走资派”夸我确实改造好了，将来他一定派我当农场所有的“劳改释放犯”的队长，让全体“劳改释放犯”都向我学习。虽然我没有把哪个“革干”家属送去枪毙，原政治处主任即“叛徒”并不计较，仍真挚地握住我的手鼓励我出去以后还要好好改造。“二杆子”吐沫飞溅地说他最终发现“五类分子”中也有好人，以后他继续革命时一定要注意掌握毛主席“区别对待”的政策。还有的请我给他的家属带话，说他很快就能回家。他们的热情弄得我也热泪盈眶。

    出了群专队还不是正式工人，只不过以被管制的右派分子的身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劳动。在群专队我大小还是个领导，跟正式工人一起劳动我反而成了众目腹腔下唯一的监督对象，革命群众对我的宽大倒使我更加难受。从劳改队到群专队再到正常社会，在我身上体现的是每况愈下，于是几乎在我意识里种下了“劳改情结”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众掌权的农场“革委会”居然批准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亲，凭这件违反当时常规的事我至今仍认为即使把社会搞得再乱，人与动物还是有区别。况且这次探亲假还不是出于我的请求，只不过大伙儿在田里劳动时一个小“头头”跟我聊天聊得高兴了偶然说了句：“你还是可以回家探亲的嘛！”我赶忙问探亲假需要什么手续，他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就行了，说这话的时候还给我挤挤眼睛。我不懂他挤眼睛的意思，我观察他并没有挤眼睛的习惯，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说这话时向我挤眼睛？他的动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想搞清楚他有什么暗示或弦外之音。待我若干年后神经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动作是无意识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无意义的思索。

    探亲假的报告很快便获得批准。我只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就爬上火车。这点钱还是“叛特反资”们凑起来借给我的。在劳改队我曾听说现在坐火车不要钱，可是上了火车才知道“大串联”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一节节车厢像拎着肠子持油似的查流窜分子和不喜欢买车票的“知青”可见待在劳改队群专队听到的消息总是栅搬来迟。但我虽然没有钱却有“青春期”列车员不停地将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里铁路我乘了七天火车也终于到达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费的候车室。有“青春期”的好处就是没有钱也能跑遍世界。

    下面要请读者原谅我不写我怎样与母亲见面。在我另一部题为（习惯死亡）的小说中我曾有过一点点叙述，即便在那本书里我也不愿写得太多。我与我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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