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脸。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几年来有过一些考验。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脸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能:为什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汁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话,你把一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干,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了再说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经伫些人记着帐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把自己出过力的大手主在马延雄的腿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失挤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不是这样?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自杀了。挨打爱气不要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葛情地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