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吉尧姆公主——歌剧——音乐会

    根据腓特烈二世的一项规定，在柏林的王族，无论男女，都不见外交使团。不过，由于是狂欢节，又由于坎伯兰公爵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公主结婚(新娘是已故王后的妹妹)，还由于礼仪上的某种改动(据说，这是为我作的)，我有比各国同事更多的机会与王室成员接触。由于我经常去“大王宫’’拜访，就在里面遇到了吉尧姆公主：她欣然把我领到各个房间去。我从没有见过比她更忧伤的目光。在宫楼后面，临斯普莱雷河的一些无人的沙龙里，她把一间卧房指给我看：在一定的日子，一位白衣贵妇经常出入这间卧室。坎伯兰公爵夫人也告诉我，她和姐姐普鲁士王后还很小的时候，听到刚刚逝世的母亲在闭拢的床帏里面跟她们说话。

    我这好奇的探访结束时，不期碰上了国王。他把我领到他的小礼拜堂，让我观看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和油画，并把他作这些革新的荣誉归功于我，因为他告诉我，他在基督教真谛中读到新教徒把礼拜作得过于朴素的评论，觉得我的批评是正确的：那时他还不到极端盲信路德教的地步。

    晚上在歌剧院，我的包厢正对舞台，就在王室的包厢旁边。我常与公主王妃们聊天。幕间休息的时候，国王经常走出包厢，被我在走廊里碰到。他看看周围有没有外人，人家有没有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他小声告诉我，他喜欢格鲁克，厌恶罗西尼。他甚至展开来谈，抱怨艺术颓废，尤其是歌剧中那些漱口似的破坏音：他跟我说心里话，说这些意见只敢对我说，因为他身边那些人不喜欢听。一见到有人过来，他就赶忙回包厢去了。

    我看了席勒的圣女贞德：兰斯大教堂描绘得十分逼真。国王对宗教的事十分认真，看到舞台上表现天主教的祭祀场面，很不舒服，只好忍受。维斯泰尔的作者斯篷蒂尼先生是歌剧院经理。斯篷蒂尼夫人是发明三角钢琴的艾拉尔先生的女儿，那是个可爱的人儿，只是说话慢声慢气，似乎为女性的滔滔不绝赎了罪：每个词都被她分成一个个音节，从唇上吐出来；她要是对你说：“我爱你。”一个法国人的爱情很可能就在她吐出这三个字的时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没法说出我的全名，可她不发一定的慈悲，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有一种公共音乐会，每周举行两三次。每天晚上，男工女工下班回来，女工挎着篮子，男工拿着工具，你挤我搡地拥人一间大厅；进门时，有人给他们一张乐谱，于是他们和合唱团一起唱起来，唱得惊人地准确。两三百个人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气势磅礴，令人惊讶。待到歌曲唱完，各人又走上回家的路，我们从未有这种和谐的感觉。这是文明的强有力的手段。它把一种教育引进了德国农民的茅屋，而这种教育，我们的乡下人却缺乏：哪里有钢琴，哪里就不会再有粗野。

    我的头一批公函——德？波纳先生

    大约在一月十三日，我与外交部长开通了邮路。我的思想很容易屈从于这类工作：为什么不呢？但丁、阿里奥斯特和弥尔顿在政坛与诗坛不都获得了成功吗？我当然不是但丁，不是阿里奥斯特，也不是弥尔顿；但是欧洲和法国都从“维罗纳会议”看出我能干什么事情。

    柏林我的前任德？波纳先生在一八一六年谈论我，就像在革命开始时在小诗中谈论德？拉梅特1先生一样：你要是和蔼可亲，就不要把记事本留在身后；你要是没有外交才能，就不要像职员那样正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你原来反对的人，说不定一阵风就会把他送到你的位子上。由于一个使节的职责首先在于熟悉使团的档案，我就看到了主人亲自整理的那些笔记。你让我怎么办？这些深文周纳的人物，为了良好事业的成功而竭尽全力，却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出一点疵漏。

    1拉梅特(lameth，一七五六—一八五四)，法国将军，政治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德？波纳先生的笔记摘录

    第六十四号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皇上对新组成的贵族院发表的演讲，已经为欧洲各国所获悉并且赞同。有人问我，忠于皇上的人，依附他本人，在他宫中或者在各位亲王宫中办事的人，是否确实投票支持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进入秘书处。我的答复是，投票是不记名的，谁也不清楚投票者投了谁。有一个要人叫了起来：“啊！要是皇上确知是哪些人投赞成票，我就希望杜伊勒利宫立即禁止那些不忠的仆人进入。”我认为我不应该回答，也就没有理睬这番话。

    一八一六年十月十五日

    本月五日与九月二十日的举措，都是由同一位公爵先生采取的：两个举措在欧洲得到的是一片赞同声。只是看到最纯粹最正统的保王派继续狂热支持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尽管他出了一本书，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按照宪章，法国国王以后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要是提出这种原则的不是他，而是别人，那么这些表面看上去有理性的人会将他定性为雅各宾党人。”

    我这下子安分了。再说这也是一个好教训；它压下了我们的自傲，让我们知道身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了德？波纳先生和几个属于旧制度的使节的信函，我觉得它们传递的主要不是外交事务，而是与宫廷和社会有关的一些人物的轶事：它们成了像当若那样阿谀奉承的家伙，或者像塔尔曼1那样冷嘲热讽的家伙的日记。因此，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对我的同事那些趣味盎然的信，比对我的一本正经的公函要喜欢得多。我本可以像前任那样去欢笑，去嘲弄人；可是引起议论的艳遇和小诡计与公务相联系的时代已经过去。对我的国家来说，从描绘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先生的文字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个俊朗的老头像天鹅一样白，像土钵一样聋，不经允许就去罗马，拿太多的事儿寻开心，不论什么幻想都相信，最后落到磁疗医生柯尔夫手里，被他的磁气学迷上了，我曾碰见他骑马在魔鬼、医学和缪斯三不管的偏僻地带转来转去。

    1当若(dangeau，一六三八—一七二)，法国道德家，路易十四的亲信，留下一部路易十四宫廷日记。塔尔曼(tallenmnt，一六一九一—一六九二)，法国道德家，著有杂闻录。

    我对这些无聊信函很是鄙视，便在一八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十三号信中对时任外交部长的帕基埃先生说：

    “男爵先生，我不会按惯例，向您报告招待会、舞会和晚会的情况；我也不会向您描绘无足轻重的人物，作毫无益处的讥讽，我努力使外交摆脱那些说长道短的陋习。非常时期过去之后，平常的统治又会恢复：今日只应描写应该活着的人，只应进攻威胁人家的人。”

    公园——坎伯兰公爵夫人

    柏林给我留下了长久回忆，因为我在此地找到的娱乐让我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只不过实实在在的公主扮演了我的茜尔菲德1的角色。一些老乌鸦飞来栖息在我窗前的椴树上。它们是我永远的朋友。我扔食物给它们吃。当它们接住的面包块太大的时候，便以难以想象的灵活赶紧扔掉，转接一块小一点的，使得后面可以接一块稍大点的。这样一块块接下去，直到接到一块很大的，衔在嘴尖上，把嘴撑得开开的，再也落不下什么食物为止。吃饱以后，它们就以自己的方式唱歌：“乌鸦的歌犹如旧时代的声音。”我曾在冰封的柏林僻静的空地上转悠，但我没有听到从它的城墙内，一如从罗马古老的城墙内传来少女的曼妙歌声。我碰到的不是趿着便鞋，在花丛中行走的白须嘉布遣会修士，而是滚雪球的士兵。

    1世界第一部浪漫芭蕾舞剧茜尔菲德中的女主人公。

    有一天，在城墙拐角上，我和秘书雅辛特迎面碰上一股刺骨的东风，不得不在田野里猛跑，回到城里已经累得半死。我们跨进城垣，所有的看门狗都来追我们，扑上来咬我们的大腿。那一天气温表落到零下二十二度。在波茨坦，有一两个公务员冻伤了。

    公园另一边，是一个废弃的旧养雉场。普鲁士的亲王们不打猎。一条运河流人斯普雷河，上面架有一座小木桥。走过桥便到了充作养雉场柱廊的杉木立柱之中。一只狐狸从仓库墙洞里钻出来，来向我打招呼，又钻回它的避难所。它让我想起孔堡槌球场的狐狸。

    在柏林，被称作公园的，是一大片树林，其中有橡树、桦树、山毛榉、椴树和荷兰白树。公园坐落在夏洛登堡门口。一条大路从中穿过，通往这座行宫。公园右边是练兵场，左边是一些农舍。

    公园里面当时并没有像样的路径：人们或是踏人一块块草地，或是走到一些荒野之处，常常还有一些山毛榉树身拦住你的去路。青年德意志成员在树身上用刀刻着一些心，心上插着匕首：在这些图案下面，刻着“桑德”1这个名字。一群群乌鸦，栖息在即将发芽的树上，开始亮开嗓子鸣啭。大自然中动物先于植物复苏。在解冻的水面上，这里那里浮着一只只鸭子，吞食着黑乎乎的蛙类：那些夜莺在柏林的“树林里撩开了春天的面纱”然而公园里并非没有漂亮的动物：一些松鼠在树枝上地上追逐嬉闹，用尾巴竖起旗杆。当我走近它们嬉戏的地方时，那此小家伙就溜上橡树，停在一个桠叉上，低声抱怨着，看着我从下面经过。有几个游园的人经常来到乔木林。林子里土地坎坷不平，沟渠纵横。有几次，我遇到一个患痛风症的老军官，他暖和了身子，高兴地跟我谈起那惨淡的阳光(我在阳光下发抖)，他对我说：“冷得很呐！”我间常碰到坎伯兰公爵骑着马，几乎看不见，被一株荷兰白树拦住路，鼻子几乎碰到树身。有几辆套着六匹马的轿车驶过。它们或是载着奥地利的大使夫人，或是拉着拉济维乌王妃和她女儿。那姑娘年方十五，长得像奥西昂的画上月亮周围那些长着维纳斯面孔的云彩一样可爱。坎伯兰公爵夫人几乎每天和我做一样的散步：有时她从一所茅屋来，刚才在那里救济了一位可怜的斯潘道镇的妇女，有时她停下来，亲切地说想遇见我；可爱的王女像夜晚的仙女一样从马车上下来，要在森林里转悠！我在宫里也见过她：她多次对我说，她想把儿子交给我培养。那个小乔治已经当了君主1，据说她表姐维多利亚女王曾想把他安排在她身边，坐英国的王位。

    1桑德，自由主义大学生，因杀死作家柯采布，于一八一九年被处决。

    1一八一五年当了汉诺威国王。

    腓特烈公主婚后曾在泰晤士河边，在基尤那些花园里闲逛过。昔日那些花园曾看见我在两个紧随我不去的伙伴——幻想和贫困之间游荡。我离开柏林以后，她曾赏光与我通信；在信中逐时逐刻描写了那片欧石南丛生的地方一个居民的生活。伏尔泰曾在那里经过，腓特烈死在那里，米拉波曾在那里藏身。他后来发动了革命，而我是那场革命的牺牲品。隐约瞧见把陌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的链环之后，注意力就被吸引住了。

    下面，把坎伯兰公爵夫人写给我的信摘录几段：

    今早，一觉醒来，有人把回忆您的“最后”一件证明交给我；此后我从您房前经过，发现窗户照常开着，一切都在原位，只是您不在了！此事给我的感受，无法向您言说！我不知您此刻究竟在何处；每时每刻您都离得更远。惟一不变的是二十六日，您打算到达的日子，和我对您的回忆。

    但愿您发觉一切都变得最好：为了您为了普天下的幸福！我既已习惯了牺牲，也就仍能承受不再见到您的牺牲，只要这是为了您和法兰西的幸福。

    四月十九日，星期四

    周四以来，我每天去教堂，都要从您房前经过；我在教堂里虔诚祈祷您幸福。您房子的窗户一直开着，我很受感动：您虽然不在，却仍有人按您的爱好，照您的吩咐打开窗户。操这份心的是谁呢？有时我都觉得您并没有走，事务把您拖住了，或者您是想摆脱那些讨厌鬼的打扰，方便地远离他们。您不要认为这是指责：只有这个办法好用；不过，如果是这么回事，请对我直说无妨。

    二十二日

    今日天气如此闷热，在教堂里都感受不到阴凉，以致我无法在平常的时刻去散步：眼下对我来说这并不要紧。在我眼里，那可爱的小树林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那儿的人个个让我心烦！气温突然由冷变热，这在北方是平常事儿。居民们性情稳重，情感温柔，一点也不像气候。

    二十三日

    大自然变得美丽多了；自您动身以后，树木长出了绿叶：如果它们早生两日多好呵，那样，您在记忆中就能带走更有春意的图景。

    二十四日

    谢天谢地，终于收到您的一封信！我明白您不可能更早给我写信；可是，尽管理智作了种种计算，三个星期，准确地说，二十三天得不到您的消息，对友谊来说还是长了点儿。得不到您的消息，无异于最凄凉的流亡生涯：不过，我还留有对您的回忆，还留有希望。

    一八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于柏林

    我并不是像土耳其皇帝，在马镫上给您写信，而是在床上。不过这个清静的地方倒是使我时时思考您打算让亨利五世实行的新政体。我对此非常满意。烤焦的狮子只可能让他大受益处。我只是建议您从心灵开始着手此事。应该让您另外的学生(乔治)去吃羊羔，好让他不至于太坏。一定要让这个教育计划得到实现，让乔治与亨利五世成为好朋友，好盟友。

    坎伯兰公爵夫人继续给我写信，先是从埃姆斯河畔，接着从施瓦尔巴赫河边，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回柏林后，又从那里给我写。她从埃姆斯镇告诉我：“英国将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举行加冕礼。国王确定在我一生中最凄凉的日子(我爱戴的姐姐普鲁士王后逝世的日子)举行加冕礼，我很难过。波拿巴的死也让我想起他让我姐姐吃的苦头。

    五月十五日

    我又见到了这些僻静的大路。要是您像答应我的那样，把您为夏洛登堡写的诗句寄给我，我就太感激您了！我又走上了通往林中小屋的路。您曾在那儿好意帮助我去救济可怜的斯潘道镇的女人。您要是想得起这个名字，该有多好呵！一切都让我想起那段幸福的时光。我并不是新近才怀念过去的幸福。

    在我准备寄出此信时，获悉皇上在海上为风暴所阻，很可能被推到了爱尔兰海岸。他十四日没有到达伦敦，但是他回来的消息，您会比我们早点获悉。

    可怜的吉尧姆王后今日获悉她母亲，汉斯一诺堡的君主夫人去世的噩耗。您知道，凡是与我家有关的事情，我都跟您说；但愿您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我！

    九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这不就像美丽的普鲁士王后的妹妹在跟我谈“我的家族”就像她好意谈我的祖先、姑姑和普朗古埃默默无闻的亲戚似的？这个异国的王室，与我仅仅认识，并不欠我什么，却这样亲切地对待我，而法兰西的王室何时又给过我类似的殊荣呢？还有好些情意殷殷的信，我都没提：它们含有几分痛苦、克制、甘忍、高贵、亲切与优雅的意味。我对君王家族的评价也许过于严厉，它们抵消了我那些过头话。我们回溯一千年，查理曼的女儿腓特烈公主曾在黑夜把恋人埃金赫尔德扛在肩上带走，以免在雪地上留下痕迹，让人发现他们恋爱的秘密。

    我于一八四年重读了这一卷回忆录：不禁为我生活中这连续不断的离奇遭遇所吸引。我错过了多少命运的安排啊！要是我陪同小乔治这个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回英国，我将看到新的梦想破灭。本来，这个梦想有可能让我改换祖国，正如第一次，如果我没有结婚，就会留在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国度。年轻的坎伯兰公爵由于失明，并没有娶表妹英国女王为妻。而坎伯兰公爵夫人则成了汉诺威王后：现在她在哪儿？是否幸福？我又在哪儿？感谢天主，再过一些日子，我就不必回顾往昔的生活，也不必扪心自问了。但是我不可能不祈求上天保佑，让腓特烈公主晚年幸福。

    我仅是举着和平的榄橄枝，才被派到柏林去的，另外，派我去那儿，也是因为我留在巴黎让行政当局不安。不过，由于我知道命运无常，也感到我的政治角色并没有演完，也就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不愿抛弃朋友。不久，我就觉察到，拥护国王的一派和支持政府的一派并没有真诚和好，他们之间仍存在着成见和不信任；人家答应我的并没有兑现：他们开始攻击我。而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人阁激起了极右派的嫉妒；他们不再在前者的旗帜下前进；而前者雄心勃勃，焦躁不安，开始产生厌倦。我们往返了几封书信。德？维莱尔先生后悔不该入阁：他错了，我看准了的证明，便是一年不到，他当了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则当了内政部长。

    我也向帕基埃男爵先生作了一番说明；我一八二一年二月十日写信告诉他：

    男爵先生，从今日即二月九日上午到达的信使那里，我获悉了巴黎的情况，得知有人怪罪我从美因茨给哈登堡亲王写信，甚至派信使给他送信。我根本没有给哈登堡先生写信，更没有派信使给他送信。男爵先生，我希望人家高抬贵手，不要找我的碴于。要是我的效力不再让人满意，人家只须直说就是，没有比这更叫我高兴的事了。人家派给我的这份差使，既不是我求来的，也不是我希望的。我接受这种体面的流放，既非出于爱好，也非出于选择，而是为了和平的利益。保王党人在内阁重新集合，但内阁却不清楚是我促成了这种集合。有权抱怨的本该是我。我出来以后，人家又为保王党人干了什么？我不停地为他们写信：可他们听我的吗？男爵先生，谢天谢地，我生活中除了出席舞会，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国家要我效力，生病的妻子需要我照顾，朋友们要求我引路。担任一个驻外使节，或者一个国务部长，我也许心有余而力不足。比我更胜任办外交的，你们不乏其人。寻找一些借口来找我的碴子，其实并无益处。有些事儿不用细说，我都明白；您会发现我随时准备回去过默默无闻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真诚的：就算我有某种野心，这种坦坦荡荡，视名利如浮云，不贪恋任何好处的态度也是我的强大力量。

    我的公函(续)

    我与帕基埃先生继续保持外交公函来往。我继续关心那不勒斯事件1，在信函中说：

    1一八二年那不勒斯发生了烧炭党人起义，一八二一年三月遭奥地利军队镇压。

    奥地利摧毁了两西西里的雅各宾大厦，给君主政体帮了一忙。不过，要是来一场迫不得已的拯救行动，结果却只征服一个省，或者压迫一个民族，那么它就会断送这些君主政体。必须把那不勒斯从煽动人心的独立中解放出来，建立君主制的自由；必须给那不勒斯砸碎锁链，而不是给它戴上锁链。可是奥地利并不愿意让那不勒斯实行宪政：它准备让那不勒斯实行什么政治呢？而人呢？他们在哪儿？只要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本堂神甫和二百名士兵，就可以从头开始。

    在自愿或者强迫的占领之后，你们再介入进去，以便在那不勒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在这个政府里，一切社会自由都得到尊重。

    第十五号信函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我在法国始终保持了舆论的优势。它迫使我把目光投向国内。我大胆地把下面这份方案呈交部长：

    果断接受立宪政府。

    推行七年改革，不打算保留现行议会的某一部分，如果保留一部分，效果令人怀疑，如果保留全部，则结局危险。

    放弃特别法，因为它是专制的根源，纷争与诽谤的永恒主题。

    把乡镇从内阁专制下解放出来。

    在三月三日的十八号公函里，我重提西班牙的事情，说：

    西班牙很可能会迅速把君主国变成共和国：其宪制会带来成果。国王要么逃走，要么被废黜；他并不是个强者，控制不了革命。这个西班牙还有可能在民众掌权的状态下存续一段时间，如果它组成联邦共和国的话。它拥有众多小邦公国，风俗、法律甚至方言都各各不同，比别的任何国家都适合组成这样的团体。

    我有三四次提到了那不勒斯事件。我在三月六日的第十九号公函中指出：

    在一个更换主子如此频繁、受惯革命动荡的国家，正统王权并未深深地扎根。友爱还来不及产生；风俗也来不及接受各个世纪各种制度不变的印记。在拿波里民族，有许多堕落或者野蛮的人，他们彼此间并无关系，与王权也只有微弱的联系：君主制离乞丐游民太近，离卡拉布里亚人太远，因此得不到尊重。法国人的武力太强，拿波里人的武力又不够，因此民主自由立不起来。

    最后我还说了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事。

    有传言说，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登船往里斯本来了。一个葡萄牙国王来到欧洲，要在欧洲革命中寻找躲避美洲革命的安全处所。当年那个征服者迫使他逃往新大陆，现在他要从曾经阻住那位征服者的山崖脚下经过。这真是命运的捉弄，完全与我们的时代相称。

    我(在三月十七日的第二十一号公函中)说：“西班牙的一切都让人担心。本岛的革命将经历其一切阶段，除非有一只手伸过来把它拉住。但是，这只手又在哪里？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只手，我有幸于一八二三年找到了：这就是法兰西的手。

    在我四月十日二十六号公函的这一段，我高兴地读到了对同盟国带有妒忌的反感，以及我对法国尊严的担心。在提到皮埃蒙特时我说：

    “皮埃蒙特的骚乱延长下去，不会有近忧；但是，它会导致奥地利与俄罗斯的武装干涉，会引来长远的灾难。俄罗斯军队一直在运动，并没有撤销原来的命令。

    “您会看到，在俄罗斯和奥地利军队占领皮埃蒙特期间，派二万五千人马占据萨瓦，能不能保卫法国的安全，体现法国的尊严。我认为，这个有力的很有策略的行为，在迎合法国人自尊心的同时，将变得家喻户晓，给内阁带来无限光荣。王家近卫军有一万名将士，再从其余部队挑选一批优秀士兵，很容易组成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忠诚精锐之师：当我军的白旗再次见到敌人时，会确保胜利。

    “男爵先生，我知道我们应当避免伤害法国人的自尊心，也知道俄罗斯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但我们有一个简易的办法来鼓舞我们的斗志，那就是占领萨瓦。保王党人会为此高兴。而自由党人看到我们的态度与我们的力量相称，只会拍手叫好。我们既可领略镇压一场蛊惑人心的革命的幸福，亦可得到恢复我们军队优势的光荣。如果对调集二万五千人马进军外国，与俄国人奥地利人作武力对抗感到担心，那就是不理解法兰西精神。我以头颅来担保事件成功。我们在那不勒斯的局势中可以保持中立，但在事关我们安全与光荣的皮埃蒙特骚乱中，我们还能保持中立吗？”

    这段话揭示了我的整个方案：我是法国人；早在西班牙战争之前就有了一套可靠的策略，而且我也看出来，就是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本身也会把责任压在我头上。

    我在此回忆的一切，大概没有人会感兴趣；这就是回忆录的缺点：当它没有历史事实可讲述时，就只能跟你说作者的为人，以至于使你厌烦。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被人遗忘的影子丢开不管吧！我更愿回忆米拉波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于一七八六年在柏林完成的一桩无人知晓的使命：他不得不训练一只鸽子，以便向法国国王报告可怕的腓特烈断气的消息。

    米拉波说：“我有些不知所措。城门肯定关上了。甚至腓特烈一断气，波茨坦岛上的桥梁立即就会拆除。要是那样，新王打算怎样执政，我们就可能长久得不到确切消息。如果第一个推断成立，那么怎样把一个信使送出去呢？任何翻越城墙或者栅栏的办法都会招来麻烦。栅栏外面，每隔四十步，城墙外面，每隔六十步就有一个哨兵。怎么办？我要是公使，只要确知死亡的症状，不待人断气就会下决心派信使出发，因为‘死亡’这个词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处在我的位置，我能这样做吗？不管怎样，最要紧的是办好事情。我有充足的理由信不过使团的活动能力。我怎么办呢？我派一个可靠的人骑着烈马到十来里外的一个农庄。几天前我在这个农庄的鸽棚里买了两对鸽子，并作了放飞试验，鸽子都飞回去了。只要波茨坦岛上的桥被拆掉，我就可以用鸽子传信。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阔到要把一百个金币往窗外扔的地步；我苦思冥想，花了一些金币，费了不少力，作了美好的打算，希望它们还会飞回来，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放掉鸽子。我做对了还是错了？我不知道；不过我并没有明确的使命，而且有时人家对你干分外事并不领情。”

    一八二一年于柏林

    关于德国的报告草稿

    使节们都得到命令，在驻外期间，要对驻在国的政府与民众状况撰写一份报告。这一系列的报告可能对历史有用。今日人们也发出同样的命令，只不过几乎所有的外交人员都不服从。我在使团的时间太短，无法写完长篇观察报告。不过我还是写出了草稿；我的工作耐性并非毫无效果。现在我又找到这份观察报告：

    从拿破仑倒台之后，日耳曼联邦引入的代议制政府在德意志唤醒了革命起初在这里引发的最早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带着猛烈的力量，酝酿了一段时间：当局号召年轻一代保卫祖国，答应给他们自由。本世纪的科学知识有支持自由主义学说的倾向。年轻学生们在老师那里发现了这种倾向。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当局的许诺。在日耳曼的天空下，热爱自由成了一种阴忧而神秘的狂热崇拜，由一些秘密社团发起。桑德行刺吓坏了欧洲。此人虽然带出了一个强大的派别，其实他本人只是个平常的狂热信徒。他判断有误，把一种平庸的思想当成卓越的思想：行刺的对象也选错了，他除掉的只是一位作家。这位作家的才华不足以使他渴望统治帝国，也没有多少征服者和帝王的威风，不值得挨上这么一刀。

    设立政治调查法庭，取消新闻自由遏止了这种思想运动。但切不要认为它的力量消除了。德意志一如意大利，如今渴望政治统一。这种念头迟早要苏醒，就看人的行为和事件的进展如何。人们在把它唤醒的同时，永远可以确信会激起日耳曼人民的热情。那些君主或者部长虽然可能出现在德意志联邦的阵营，加快或者推迟这个国家革命的爆发，但绝不可能阻止人类一代代发展；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一代人。今日在德国甚至在欧洲都不再有这种人了。人们从巨人堕落到侏儒，从广阔的天地跌落到狭窄的沟谷。拜恩虽然有所后退，但是通过蒙热拉先生组成的内阁，还是促使了新观念的产生，而黑森的君主却甚至不承认欧洲发生了革命。刚刚去世的君主希望他的士兵头上扑香粉，身穿燕尾服，而这些士兵从前是热罗姆？波拿巴的部属；他把旧时的时尚当作古老的习俗，然而他忘了人们可以仿效旧时的时尚，却绝不会恢复古老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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