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为谁升起

”我笑着说。“有就好啦！有就好啦！”说完，那叠照片又被仔细的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晚车回台北？”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我不会做别的。”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是，请求你。”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我欠过生命线。那么，还吧！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的一个人去过吧！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的在吃一个并不十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对上的，就笑一笑。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回报一个笑容。站在月台上，向那对同坐的夫妇挥着手，看火车远去，然后拎起小猪，又拿披风将它盖盖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对他说：“谢谢！”花开一季，草存一世，自从做了一枝草之后，好似心里非常宁静，总是忍不住向一切微笑和道谢。“你的妈妈在电话里说，你整天还没有吃一口东西，来，还有一小时，我们带你去吃饭。”果然，妈妈讲了长途电话，猜得不会错。接我的青年会和生命线，给我饭吃。“很忙？”雅惠问我。我点点头：“你们不是更忙，服务人群。”“大家都在做，我们也尽一份心力。”高信义大夫说。我们，这两个字我真爱。我们里面，是没有疆域的人类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人，顶着我尘世的名字。这个，不太愿意，却是事实。“还有十分钟。”雅惠说，她是青年会的人。“只要五分钟换衣服，来得及。”侧门跑进礼堂，小猪里的东西拔出来，全是棉布的，不会太绉，快速的换上衣服，深呼吸一口，向司仪的同工笑着点一下头，好了，可以开始了。你要将真诚和慈爱挂在颈项上，刻在心版上，就能够得到智慧。箴言第四章的句子，我刻了，刻在心上很多年，越刻越深，那拿不去、刮不掉的刻痕，是今日不再打生命线那支电话的人。既然躲不掉这个担在身上的角色，那么只有微笑着大步走出去，不能再在这一刻还有挣扎。走出去，给自己看；站在聚光灯下的一枝小草，也有它的一滴露水。告诉曾经痛哭长夜的自己；站出来的，不是一个被忧伤压倒的灵魂。讲演的舞台，是光芒四射的，那里没有深渊，那里没有接不上的线，那里没有呼救的呐喊。在这样的地方，黑暗退去，正如海潮的来，也必然的走，再也没有了长夜。没有了雨季，没有了长夜，也没有了我，没有了你，没有了他。我的名字，什么时候已经叫我们？我们，是火车上那群人；我们，是会场的全体，我们，是全中国、全地球、全宇宙的生命。“你要送我什么东西？”那时，已经讲完了。我蹲在讲台边，第一排的那个女孩，一拐一拐的向我走来，她的左手弯着，不能动，右手伸向我，递上来一个小皮套子。“一颗印章。”她笑着说。“刻什么字？”我喊过去，双手伸向她。“春风吹又生。我自己刻的——给你。”我紧紧的握住这个印，紧紧的，将它放在胸口，看那个行动不便、只能动一只手的女孩慢慢走回位子。全场、全场两三千人，给这个美丽的女孩响彻云霄的鼓掌。在那一刹那，我将这颗章，忍不住放在唇上轻轻快速的亲了一下，就如常常亲吻的小十字架一样。这个小印章，一只手的女孩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还刻了么多字，居然送给了我。这里面，又有多少不必再诉的共勉和情意。我告诉自己，要当得起，要受得下，要这一句话，也刻进我们的心版上去，永不消失。那是站着的第七十五场讲话——又一场汗透全身、筋疲力尽的两小时又十五分种。是平均一天睡眠四小时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是因为极度的劳累而常常哭着抗拒的人生角色——但愿不要做一个笔名下的牺牲者。可是，我欠过生命线，给我还一次吧！那是第一次，在人生的戏台上，一个没有华丽声光色的舞台，一个只是扮演着一枝小草的演员，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的回报。曲终人不散，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包括行动困难的、包括扶拐杖的、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站着站着，站成了一片无边无涯的青青草原，站出了必来的又一个春天。晴空万里的芳草地啊！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爱你？也是那一个时刻，又一度看见了再升起的朝阳，在夜间的彰化，那么温暖宁静又安详的和曦，在瞳中的露水里，再度光照了我。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归于了我们。悲喜交织的里面，是印章上刻给我的话。好孩子，我不问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我。感谢同胞，感谢这片土地，感谢父母上苍。感谢慈爱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