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日子,就会听见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学生去游行,所以没有叫去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口号、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信这回事,就不明白了。总之,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妈妈了。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父母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六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她必然是上过学的罗!后来就问母亲,问念过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在学校母亲打蓝球校队,打的是后卫。听见母亲说这些话,看过我也正开始在看的书,禁不住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蓝球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在那个家里,大伯母比母亲权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母。母亲收到同学会举办的郊游活动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藏的有限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装扮的同学群,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一个方向飘扬着。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地上爬着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和不明白,就跑掉了。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补习回家,总看见她弯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身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对于新衣服这件事情,实在是兴奋的。小学以来,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蓝条子的毛线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轮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轮大弟穿的东西,它在家里是那么的永恒不灭。直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向母亲讨,想留下背心做纪念。而当时,是深恶它的。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眼睁睁的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人看。当我,有一天深夜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怎么是一块白布?!”丢下书包瞪了不说话的人一眼,就哭了。灯下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的仍然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色。第二天放学回来,发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这种配法是死——人——色!”我说。“妹妹,妈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伤心,以后等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别的颜色衣服。”母亲一面说一面拿起新衣要给我套上试试看,我将手去一挡,沉着脸说:“不要来烦!还有算术要做呢!”母亲僵立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服慢慢的搁在椅背上。姐姐是温驯又孝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衣,不断的拿一面小镜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衣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心里虽然比较泰然,可是不肯去试它。姐姐告诉我,母亲的同学嫁的都是有钱人,那天去开同学会,我们小孩子会有冰淇淋吃。在那以前,吃过冰棒、仙草冰、爱玉冰,可是没有吃过真的冰淇淋。姐姐说,在大陆我们家每年夏日都吃那东西的。我总不能有记忆。母亲的同学会订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公家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那时候,我乘过十二路公共汽车,还有三轮车。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级走路,叫做——远足,是不坐车的。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亲说,那日仍然要去补习,到了下午两点正,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为了那次的出门,母亲低着眼光跟大伯母讲过一两次,大伯母一次也没有答理。这些事情,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母亲相当坚持。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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