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典下来。还有件事,恐怕要费你的心,请你设法借几百银子给我,让燕红付房主作为定金。我在杭州等你的信,典价多少,我一起汇寄给你。”
“给你垫几百银子,倒是小事。不过,”顾千里说“燕红何以匆匆作此决定?她迁居以后,是算‘摘牌子’从良了呢?还是另构香巢?这些,先都要弄清楚。”
“我没有问她。”
“这就是你糊涂了。如果是前者,你当然义不容辞;倘或移居以后,仍旧开阁延宾,你想想,你替她出钱营香巢,算啥名堂?”
“她已经说过了,她迁居是为了等我。”
“果然如此,也还罢了。不过,内中恐怕还有不得已的缘故,等我去看了再说。”
“拜托,拜托。不过,千里,你说还有不得已的缘故,请问,那是什么?”
顾千里迟疑了一下,答说:“我是瞎猜的。你等我的信好了。”
回到杭州不久,龚定庵接到顾千里的信,道出了燕红急于迁居的一段内幕,原来从她急于择人而事的消息一传,毛遂自荐的人很不少,却无一能够入选,甚至有的自惭形秽,只见过一次面便知难而退。
惟一的例外是个姓杨的,行二,苏州府属的昭文县人;父亲做过一任道员,因案休致,算是在籍的绅士。杨二本人进过学,风度翩翩,而且颇有文采,燕红的意思倒有些活动了,但就在论及嫁娶之际,她才发现杨二是个武断乡曲,什么包漕米、把持地方公益事业、包揽诉讼、欺侮孤儿寡妇等等,凡是歪秀才所做的坏事,此人无一不做。燕红自不免失望,但亦不无庆幸之感,幸亏及时看出杨二的原形,得以悬崖勒马。
但杨二却不放过她,经常登门,或者打茶围,或者请客打牌摆酒;既然悬牌应客,自有门户中的规矩,纵然不喜此人,却不能不勉强应付,杨二却渐渐不能忍耐了,一再向她们母女催问从良的条件;而燕红也觉得支吾不下去,私下忖度,只有杜门谢客之一途,因而才悄悄去觅新居。
就在这时候遇见了龚定庵,在燕红的感觉中,恰如绝处逢生,死心塌地赋了那首摸鱼儿明志。
“伊人新居,清幽绝伦。”顾千里在信中这样写道:“房主刘姓,姑苏式微世家,久慕文名,闻为兄所营金屋,亟言无不可商量。弟言于薛氏母女,照兄所示,与房主议定,典价五百金,以三年为期;一年之内如找补七百金,即作为买断。弟本已备妥全数,惟燕红坚谓伊稍有积蓄,只肯受二百金,作为借款。现已成券,涓吉乔迁。”
得此结果,龚定庵颇为欣慰,但有件事放不下心;燕红迁居,当然是脱籍而有了良家妇女的身份,但杨二既是无恶不作的武断乡曲,只怕对燕红还不肯放手。因此,他切切实实地写了一封信给顾千里,除了再三道谢以外,郑重以燕红相托,请他“保护”勿使受杨二的骚扰。
这封信刚刚写好,又接到顾千里的第二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中有信,信面上写“人公子亲启”下面是用胭脂画成的一只燕子,自然是燕红了。
信中自然亦是谈新居,对顾千里深表感激,连日忙着移家;只说定居以后,写字读诗,静等明年初春良晤;对于杨二,只字不提。这种心情,龚定庵当然能够了解,事成过去,如春梦之无痕,越快忘记越好,何必再提——她亦可能根本没有想到,顾千里已将她这段烦恼,向龚定庵和盘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