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说就是小说
真正在小说上觉醒,得益于元大吓传教式的口水。
原先说实话,在心里只是知道东西该怎么写,口里却是无的。说不出来。只知道写。这样是不行的。就像一支队伍,开头凭本能和勇气杀几个敌人,很容易,真正上了几千人几万的统领,没有规则与军事是绝然不行的。
我觉得文章的第一要素,叫做有条件的“文章真命达”当然,我并非要大家去亲历,去吃苦。而是一定要细细地咀嚼我们面临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经验,一定要引起灵魂上的回应。对人的生命的感觉,比一般人要更深入,更本质,更灵魂。有了这个生命亲切意识,载体和故事只是虚构就行了。好比有了过河的想法,至于是建桥还是修船,则是统一在这一想法之下的事情了。因为它们只是载体。比如,一件事情,你看透了它的本质,别人哭,他也同情,别人笑,你也同情;如果你的经验与认识能力停留在与别人同样层次,别人哭你同情,别人笑你没事,那就永远也做不了一名好小说作者。这方面,大画家吴冠中所说的,苦难是她的主题,文学是真正的艺术。只有这两者结合,才会产生中国的大师。
第二要素是好故事加好细节。简而言之,情节与细节是小说的属性。正如男性特征是男人属性一样,几乎没有讨论的余地。不然,有散文和哲学趣谈在那儿等着我们。有时候,小说的思想包容的内容,是多种哲学思想的溶合与矛盾的混合体,它没有哲学上的严密与周全;有时候它们又是摇摆的。有时它们随着创作的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一直强调政治也好,文化也好,不要直接干预文学,那么同样,哲学干预文学也是不对的。必须被文学揉碎之后,吞进文学的肚子里消化长成一个人体(小说),才是正常的。这中间加入了多少物理与化学因因素,明白人一眼就明白了。
第三才是好的语言。上下左右前后相互颠覆之后而又能形成一种生动的语流,生动的语态,生动的文学构架,则是上上好的话语。当然,这一方面非一日之功,另一方机面需要语言天赋和顿悟。在语言的内部暗藏着一种汉语的勃勃生机。
同样是吴冠中,他说,创作好比在一个多面体的山上爬,各人看不各人,只有上到峰顶之后,才能相通,在中间是不能相通的。我说上面这些话,一定会是很多人的笑料。这一点我非常自知。
二、在停顿里思考
从去年六月直至2003年春节,我的创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非常坦率地说,在这期间,从没对文学动摇过的我,面临着一种动摇。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学作品的出路越来越小,越来越窄,让人感到窒息。市场对待文学的态度,比任何事物都残酷。体制可能因为人的因素,还有可能给予文学一些怜悯,而市场没有这种法则。中间态的本质就是中庸,而创造永远属于孤独和寂寞的时间。
文学像其它产品一样,先找到了市场,然后才去生产。顺从与适应成了它的主题,提升与引导成了痴人说梦的事情。再好的稿子,没有一定的渠道,很难发出来。作者与社会的沟通呈现一种失语的状态。大量被市场倾销的东东一方面在赚读者的“美丽”一方面货真价实的作品被种种媒介阻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即使一个几万字的东西发了出来,可是它所赚得和稿费,远远不够写作它的时间开销。两个周写出2万字小说,五六百元的稿费,作者根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这就是文学的现状。
所以,我一直在寻思市场这种东西。我们应怎样顺应,怎样改造,怎样扭转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可能就会永远丧失让文学重新站起来的机遇。
三、关于小说的实话
我是从1999年开始写小说的。最初,我是非常鄙夷小说。这源于我的无知。源于我以为我身边几个人的创作就是创作小说的真相。我以为一位刚识了几个生字的文盲就能写出小说来。更要命的是,我以为小说就是写故事,编故事,结构故事。而我,因为一直走着顺路,制造故事的能力非常差。所以一度,我非常沮丧地认为,自己天生就不是写小说的料。就像我对数字没有多大认识一样。与此同时,一些人土得掉渣的小说,确实损伤过我对小说的美感。
一种无能,加上无知,加上视野的狭窄,让我对小说产生了偏见。其间,即或出现了莫言的红高粱,出现了李锐的厚土这些我非常热爱的小说,但是,我仍然没能真正潜心到小说上来。90年代,因为工作忙,我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散文热的发起人。从91年起,我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几百篇散文,后来发展到在花溪发头条散文。幸亏我的产量不大,一年只有上十篇散文出笼,否则,我会将自己写废。当我将散文写到尽头时,我发现,要想大规模建立起自己的文本意图,没有小说是不行的。
于是,我悄悄从98年底开始转变。在这个时间里,我天真地写完了两个中篇小说尔雅书院和困兽。在尔中,我感念当下教育的空前繁荣,同时又被新科举化,就从晚清的故纸堆里虚构了一个故事,写了一个土匪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良民,而他的先生又重新把他变成土匪的故事。按说土匪的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是非常豪气的。但是,我把这样...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