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上刻着:“梅光迪先生,字迪生。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先生少游美国,生中翘楚;年壮气盛,抱负甚伟;文贯中西,学衡旗手;毕生辛勤,守而有待;审虑至当,研索至精;默默耕耘,艰苦育人,苦心焦思,敝精劳神,鞠躬尽瘁,光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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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教育部已经正式批复,华夏大学结束流亡生涯,由贵阳经重庆返沪归建。上海校舍用地和建筑、沿途运输车船,梅教授在临终前都以安排妥当,这也可以最终告慰梅教授在天英灵了!”看着葬礼归來后一直默默无言的鲁思霞,临时代理华夏大学外文系张主任宽慰他说“鲁先生,你一起跟我们回上海吧,你作为梅教授最得意弟子,学养深厚,而且你和师生们相处融洽,相信你会有非常好的前程!”
“让我想想好吗!”鲁思霞沙哑着说。
“好吧!这是梅教授留下的日记,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手稿,这些,都留给你吧!”临走,张教授将一个大皮箱留给鲁思霞。
翻看梅教授的手稿,如同触摸多灾多难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
梅教授在日记中,谈到不少他已感到无力完成的写作计划,他的手稿中的一些笔记和草稿,是他准备用中文和英文同时写作的一本关于韩愈著作的大纲;他还准备为中国读者写一本西方思想史,包括从伏尔泰到尼采间二、三十名重要人物的传记和批判性研究~
作为梅教授最为欣赏的学生,鲁思霞知道这些计划是同他一生的追求相一致的,梅教授的使命就是以历史眼光和传统的意识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学,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他认为纯文学是沒有的,文学只有和道德与哲学思想相嫁接,才能发挥更深刻的效用,才能被用來拯救人民,改造社会。他既是孔孟儒学的捍卫者,又是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传播者。
关于传统文化继承和外來文化吸收的论述,梅教授更是精辟入理,振聋发聩:
“吾国数千年來,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
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非如菲列宾夏威夷之岛民,美国之黑人,本无文化之可言,遂取他人文化以代之,其事至简也;而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自希腊以迄今日,各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
故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澈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
今则以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创此大业,标袭喧攘,侥幸尝试,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故提倡方始,衰象毕露;明达青年,或已窥底蕴,觉其无有,或已生厌倦,别树旗鼓。其完全失败,早在识者洞鉴之中,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势所必然。无足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