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的身上。
只不过,真正地灾难并没有结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那名刺杀余辉宏的日军狙击手,第一批四个陆战师继续在市区戒严,到五日的时候,又有五个陆战师涌入了东京市区。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打击对象也进一步扩大。
在此期间,一些原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抢劫、纵火等等恶性事件,几乎同一时间爆发了出来。
可以说,当时整个局面都失去了控制。即便陆战第五军司令部在十月六日的时候下达了禁令,要求除了巡逻部队之外的所有官兵全部返回驻地,不得外出。可是,这道命令根本就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
不可否认,其中很大一部分陆战队官兵只想为余辉宏报仇。
这些官兵也只有一个目的,找出那名放冷枪的日本狙击手。
可是,也同样不能否认,有很大一批陆战队官兵只是想趁火打劫,发战争财,并且宣泄鏖战数月的怒火。
直到十月十一日,第一支陆战队宪兵部队的邮轮到达东京,局势才稍微有所好转。
只是,仅仅二千名宪兵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十月十五日,到达东京的宪兵已经增加到了八千名,几乎每三十名官兵就有一名宪兵。另外,第五军司令部在当天公布了余辉宏的伤势,表示余辉宏将军已经渡过了危险期,身体正在康复。同时,第五军司令部也下达了余辉宏口述的命令,所有官兵必须于六日凌晨前返回驻地,未经批准不准外出。违令者,宪兵可以就地处决。
到这个时候,发生在东京的这场浩劫才真正结束。
整整十四天,东京已经不再是往昔的国际大都市,也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甚至算不上是一座城市。
据民间统计,在这十四天中,包括投降的日军官兵在内,东京的死难者超过了六十万。被焚毁的房屋超过了五十一万栋,至少一百五十万市民失去了家园,遭到**的妇女超过了八万,被洗劫的财物总价值超过了五百八十万帝国金元。
暴乱结束的时候,有一千八百七十三名陆战队军官被宪兵逮捕。
后来,这些人中有三百一十四人受到审讯,或者被军事法庭起诉。其中八十四人被陆战队革职,解除军人身份,另外二百三十人在接受调查之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降职处理,并且被陆续调往其他作战部队。
只是,没有任何一名受审军官被定罪。
当然,帝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这场大屠杀,而是将其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份子的最后反扑。也就是说,这十四天中,发生的是战斗,而不是军人对平民的屠杀。
战后,该事件还被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当然,其内容是教导战后的日本少年,认清军国主义的危害性。让所有日本人都知道,军国主义最终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在新日本的宪法中,军国主义被明确定性为“反人类思想。”刑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鼓吹、宣扬或者是实施军国主义,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最少也要被判处五年徒刑,并且可以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罚没财产等处罚。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
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随着帝国逐渐对一些战时文件与战时档案解密“东京惨案”的真相逐渐浮上了水面。
另外,一些当时参加了大屠杀的军官也陆续写了回忆录。
只不过,能够活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军人并不多,而且他们的声音也不够响亮。
让人不解的是,新日本政府不但没有为“东京惨案”的受害者翻案,还坚持认为正是军国主义将旧日本推上了不归路,而且也正是那次惨痛的教训,葬送了军国主义,为创造新日本涤讪了基础。
也就是说,真正的受害者反而在为当初的“罪犯”辩护。
当然,在战争期间,这些事情是不会拿到公开场合谈论的。而且,对帝国来说,打赢战争远比处理一次“惨案”更加重要。
只是,在此期间,帝国海军与帝国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必然受到影响。
比如,原本计划十月十日在关岛登陆的作战行动被迫延迟到了十月二十日,后来又推迟到了十月二十五日。
紧接着发生的一起重大事情就让“东京惨案”变得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