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亲情埋单

    蒲小元为能源集团提供的第二批煤炭的价格与第一批一样，仍然比市场价略微低一点。但是这次她没有亏本，不但没有亏本，而且还赚钱了，因为李必恒给她搞的是“三七价”所谓“三七价”就是百分之三十是计划内价格，百分之七十是计划外价格，这样合起来，价格还是比市场价低不少。由于量大，所以即便这样，蒲小元也有的赚。

    同样，这次王天容还要感谢蒲小元，又让蒲小元拿点发票来报销，并且一再强调：这次一定要蒲小元给自己买。

    蒲小元表现得很乖，这次报销完之后果然就没有再给王天容送东西。蒲小元觉得，既然王天容是真心不想让她送，那么她就不能送。如果她再坚持，那就过分了，就可能搞得王天容不敢跟她继续打交道了。蒲小元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都必须有一个“度”都要掌握一个“分寸”根据这些年当领导秘书的经验，领导同志都怕跟做事情没有分寸的人打交道。做事没有分寸的即便热情，即便能为领导同志两肋插刀，也不受领导同志的欢迎，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捅娄子。当领导的人最怕下面的人给他捅娄子。

    其实，送礼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候送礼，送什么样的礼，以什么理由和什么方式送礼，都是有讲究的。在蒲小元看来，选择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送对方最想要的礼物，就是送礼这门学问的核心。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比如对王天容，她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外人知道吗？外人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么实践这门学问的前提就不存在。幸好，外人不知道，蒲小元知道，所以，蒲小元就等于掌握了在王天容身上实践这门学问的诀窍。

    根据这个“诀窍”蒲小元这次不但没有给王天容送礼，反而还给王天容添“麻烦”

    这次签完报销单临走的时候，蒲小元对王天容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大姐？”

    “什么事情？”王天容问。

    王天容这样问就表明她具备了做领导的素质。如果不是领导，而是一般的“大姐”那么肯定还没有弄清楚对方要麻烦什么，马上就先答应“没问题”

    “我每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都感到不方便，”蒲小元说“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小彤帮着订个机票什么的。”

    小彤就是郑小彤，王天容的儿子。

    “没有问题。”王天容说。

    当然没有问题。蒲小元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麻烦”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王天容手中的权力无关，只要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她手中的权力无关，那么王天容当然就会说“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领导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的共性。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最怕身边的人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只要身边的人不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像蒲小元这样给他们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麻烦”他们反而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感觉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担心你在其他方面给他添麻烦了。

    现在王天容就是这样。所以，王天容不但把儿子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蒲小元，而且还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可能关照蒲小元姐姐。写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妥，蒲小元喊她大姐，怎么能让儿子喊蒲小元姐姐？于是就想改。

    “不用了，”蒲小元说“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么呀？称呼是不能类推的。”

    王天容想想，也是。于是，专门找了一个信封，装起来，交给蒲小元。王天容在把信封交给蒲小元的时候，有点庄重，仿佛是交给了蒲小元一个托付。

    王天容好长时间没有写信了。今天写起来，突然找到了与打电话不一样的感觉。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是她知道，那是一种似乎有点遥远的包含着母爱的温馨的感觉。

    “要不要给小彤带点东西？”蒲小元问。

    王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算了，”王天容说“北京什么都有。再说这么老远你带起来也不方便。”

    蒲小元说：“北京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个男孩子，哪里想起来去买呀。”

    蒲小元这样说就表明她对王天容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了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历史的，经常在国外，这时候北京的家事实上只有儿子郑小彤一个人在留守。

    王天容被说动了，因为蒲小元没有说“这是做母亲的心意”这类的话，而说男孩子生活马虎，想不起来买。这样一说，王天容的大脑里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儿子在北京生活一团糟的画面。

    “走，”蒲小元说“我陪您一起去。”

    两人来到天虹商场，一顿采购。要不是考虑蒲小元路上确实不方便，王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个商场买下来了。

    在商场出口埋单的时候，本来蒲小元站在更方便埋单的位置，要换在平时，她肯定就会把单抢着埋了，但是今天她没有。她没有抢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她觉得为儿子买东西是母亲的权力。蒲小元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作为女人，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的身上还是有与生俱来的母性，所以她对于母亲还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剥夺王天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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