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例又以当地人统治当地为条件。
对于政治上符合汉朝要求与理想的国家,内政从未受到干涉,汉朝也从未企图过问卫星国家内政,这又是汉朝非黩武主义,“西域经营”目的在于,求取“西域”政治上坚定追随汉朝路线为满足的证明。
一项容易被忽略,却于西域附庸国家与汉朝间亲密性,以及对政治向心力培植具有绝大助力的制度,值得注意,便是“质子”。
质子的重要性,在于他们长期留居长安,了解汉朝与自身感染汉化俱深,这些王子返国继位时,一方面既能得到汉朝信任,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汉族教育与汉式训练,生活习惯已渐汉化的年轻一代接长本国王位,其强烈倾向汉族中国也为无疑。
如果能这第一步的打算能够成功,那么西域诸大国与汉朝间可以维持融洽景象,这些国家纷纷显现为,都护统制系统中忠实的一员。
汉朝得到西域共同防卫圈,诸卫星国真诚拥护与愉快合作,条件自不限于和亲或质子,而是各方面开明政策综合推行的成果。
这些政策,包括了经济上互惠、互利而非片面剥削;亘于农、工、商广泛面的技术指导与协力。
所以,汉朝西域经营“树威”“布恩”政策双轨交错用,投下资本可谓非小,但效果也随庞大代价的付出,而成正比例收获,此其一。
其二,政策执行人的多数能选择适当,也有密切关系。
刘病已心目中建制的西域都护。这个职位具有多方面身份:汉朝对西域宗主权支配的权力象征、汉朝驻在西域的全权政治代表与军事长官、汉朝西域政策的负责人与执行者,以及西域共同防卫圈内最高权威人物,诸属国对汉朝的联系人。
较之匈奴支配时代,所设置的僮仆都尉,主要任务在于经济征发的新疆殖民地总督,形式相仿,实质全异。
换言之,西域都护必须具备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旺盛的活力、精练的才干、充分的组织力,才推动汉朝“西域经营”伟大事业,获得非常成功。
郑吉曾经同常惠一起出使乌孙,他意志坚强,做事严格,善于学习,通晓西域事务。他和常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
当然,这和时代背景有关,西汉是一个崇尚铁血军功的时代,具有”奔放不羁“、自由洒脱的精神气质。像常惠这样的人,自然是屯田西域的最佳人选。
刘病已派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率领士兵和“免刑罪人”到渠犁屯田,人数大约为1500人,约为当年赖丹主持屯田时的3—4倍。他们此行目的很明确,开荒种地,积聚粮食,为进攻车师做准备。
与现在进入新疆的交通路线不同,汉朝时从中原经阳关、玉门关进入西域后,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翻越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后,进入大月氏、安息;北道则须经车师,今天的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同样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后进入大宛、康居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