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我的儿子

。那时，可不能说人家先进，否则“东风”和“西风”的位置便没有摆正，凡坏人坏事都安在“美国佬”头上，这是时代文化。

    该休息了便讲那老掉牙的：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一个和尚讲故事，和尚说，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一个和尚讲故事如此反反复复。或者是一架飞机往北京飞，呜呜儿子总问，怎么还没有到？我回答说，远着呢，接着呜呜儿子睡着了为止。

    儿子喜欢农村，不几天便有了许多新朋友，水猫、牛娃子、金水他把一只木桶装的玩具全拿出来给他们玩，也就是铁皮小汽车、小铃铛、自己削的小手枪和纸盒玻璃瓶一类。儿子早玩腻了，那些倒玩得津津有味。他们则抓些小鱼小虾送给我儿子。

    一次山洪爆发，一个个浪花往门前滚过来，霎那间便进了家门。我惊呆了，幸好房间的地板高，我和儿子退到房间里，水再往上涨便上床。一向活泼好动的儿子惊呆了，呆呆的看着水滔波涌。

    鸡扑腾着乱飞。地板下有只狗，大概是前主人的，惊得乱窜乱吠，真正是鸡飞狗跳。儿子呼着黄狗：“黄狗溜溜快到这里来！”中午水才退了一些，我穿上长筒雨靴到厨房去，把泥炉垫高了做饭。

    离题了——我该说的是一次正在大队部学习，念完“领导我们事业的”挥手祝完老人家万寿无疆，开始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儿子跑过来，抱着我的双腿，头贴在我身上。歌一唱完，他竟张着怀疑的眼睛问我：“爸爸，你没唱？”

    乍地把我吓了一跳，不知道我的脸是不是变成了青白色。赶紧板着脸悄悄地说：“别乱讲，我声音小。”看看周围没有人在意，才把心放下来。我确实嗓音小，唱歌时嗓子还发毛，所以常常光嘴唇皮动。

    又一次背儿子上街，来回二十里远，带他去玩，也买些馒头回来吃。那时候，吃馒头就象现在吃奶油蛋糕和巧克力饼干的美味。

    正买时，一老人走过来摸摸我儿子的头说：“这娃儿真好玩。”我看见老人挺和善，便要儿子叫伯伯。儿子眼睛瞪着。老人转身去后，突然瞪着眼睛对我说：“那是地主，你要我叫他伯伯！”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没见过这人，那人并不面目可憎，哪里想到是阶级敌人。当然“阶级斗争的弦”确实没绷得很紧，没有时刻牢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只看做是一般的老人。于是，我又一次被三岁的孩子惊吓了。

    后来我小心多了，儿子老那么一惊一乍。抓“小辫子”的人已经够多的，不能让孩子也抓了“小辫子”有时骂了他，，那是后来，他居然骜烈地对抗，说他是吃毛主席的，又没吃我的。我敢说什么呢？

    下乡前朋友帮装了个小收音机，外壳是木工朋友做的，只能收两个台。听了几天后有人悄悄地提醒我，上面有人打听我家有收音机的事。只好撂在角落里不听了。

    听说有的父母就是因为孩子而锒铛入狱的，那么点大似懂非懂，万一把事情说拧了岂不倒霉。尤其我有个这样的儿子。别人也许不怕，我怕的。

    想想也怪自己，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不这样灌输又能怎样，是这样的社会气氛。

    儿子成年后我才买了个像样的收音机。现在想听什么便听什么，再没有人关心，也不用人提醒，儿子也已经成人，不会再一惊一乍的，况且，我又一大把年纪，没什么好怕的了。“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