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卖花童

止！’为了不挨打和有饭吃，我第二天真的这样做了，果真，我卖出了许多花。并且，为了有肉吃和得到老板打赏的糖果，我更加卖力的去缠着那些哥哥姐姐买花。

    “不过，不是所有的哥哥姐姐都会卖我的花。有的哥哥姐姐，我怎样缠，他们都不会买，有的，不但不买，还要打我。有天，我缠着一位姐姐叫她买花，她旁边的一个头发染了色，手臂上纹着一条龙的哥哥把我当小鸡一样拎起来好好的‘修理’了一顿，我受了惊吓并被打伤了，回到家里躺了两天不能出去卖花。结果老板对我破口大骂，说他养狗还会守门，说养我就像养废物。还只给我一点点饭吃。

    “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不是什么人都能缠着他们买花的。并且，我也学会了用甜言蜜语去哄人。见了哥哥，我就会说他很帅；见了姐姐，我就会说她很漂亮；见了哥哥姐姐在一起，我就会说他们很般配。于是，我卖出的花越来越多，但老板给我下的任务却越来越重，我常常完不成任务，完不成又要被打，并被罚不能吃饭，有时饿得无力了，我就会在大街上或者垃圾箱里捡一些东西来吃，但这样我常常会拉肚子。

    “反正，做的时间长了，我学会了根据人的长相，口音去判断人，一见他们是外地的，我就使出抱腿跪地、拽裤拉衣的揽客绝招，无论对方踢打、拖行都紧抓不放，直到他们掏钱买花为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读书，但是----”

    小微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卖花童的写照。数不清的类似她这样的卖花童正被幕后的“黑手”操纵着，活跃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尽管社会上许多人正漠视着卖花童这一群体，但也有许多热切的眼神正关注着他们。

    中央电视台前阵子曾作过北大学生解救卖花童的专题报道。

    开始，北大地球物理系博士江燕在北大未名湖畔邂逅了一名卖花女童，出于对卖花童的同情和对卖花幕后黑手的憎恶，他联系了几个北大的志同道友自愿做“护花使者”他们联系了媒体，把控制花童的幕后黑手以“非法拘禁罪”向派出所报了案。可是，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派出所里的民警同志表示此案很难定性，为什么？因为在法律上，幕后操纵这些孩子的老板，她们是征得孩子的家长同意后才带女童出来卖花的，她们这样做是不违法的。派出所无法强行制止。护花使者们于是又向妇联、劳动、工商、城管、民政等部门求援兵，可结果让他们数度乘兴而去，失望而归——道义上是可以给予支持，但是因为于法无据，不管是哪个部门，似乎都没有彻底解决卖花女童问题的职权和能力。

    在报案无效后，江燕决定自己采取行动。4月5日，江燕不远千里，来到了湖南卖花女童的家里。得知女童的父母是因为家庭贫穷才让“姑姑”带女童出外创收的情况后，他和别的护花使者们便开始对卖花女童予以救助。他们不仅救助了这个花童，同时还救助了另外四个花童。为了让这五个花童能尽量呆在父母身边，多读点书，他们为花童们募集学费和生活费。现在，他们找到了五位有稳定收入的资助人，定期给五个女孩寄生活费和学费。他们请了五个女孩的老师做中间人，监管这些捐款的到位与使用。

    北大的这些学生真是古道热肠，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博大的爱心在这个冷漠的社会里就像一个小小的太阳。

    护花使者之一的北大学生谢辉针对他们帮助卖花童的动机说：“就是本身来讲我们学生能力非常有限，我们只是呼吁，或者是做一些我们非常幼稚的一些行动，比如我们事后可能做一些调查，写那个提案，可能专家一看这全是外行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就是我们本身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引火线一样，引火线是没有任何破坏力的，你想炸毁那个碉堡靠的是炸药，我们显然不是炸药。就是尽我们的力量能引爆更多的炸药，就这个作用。碉堡就是使这种事情发生这个后边复杂的这个社会的根源，这个炸药就是在社会各方面的这些有良知的这些力量。”

    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今天，在许多人唯利是图的今天，这个社会上真的需要更多的良知！